论调解与法治的排斥与兼容

调解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走向深受治国基本方略的影响。传统调解服务于人治的治国方略,与法治相排斥。现代调解建立在法治主义之上,服务于法治的治国方略,与法治相兼容。当代中国调解一直趋向法治化,立法者在做调解与法治兼容制度上的努力,司法者在做调解与法治兼容方式上的探索。当代中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新兴法治国家,一方面,德治调解理念仍然盛行;另一方面,不与法治完全兼容的调解制度仍然存在。实现调解与法治的兼容,一是需用法治调解理念更替德治调解理念;二是以现有诉调对接机制的探索和完善为契机,用法院和解制度取代法院调解制度,促成中国调解的现代转型。     

从古代德治的本质看当今以德治国的科学涵义

古代德治的本质是人治,而非法治。而当代以德治国的理念是在强调依法治国作为主要治国方略的前提下,也应重视道德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古代德治和当今以德治国理念的对照,鉴史知今,本文阐述了对当今以德治国科学涵义的理解。     

法治与德治辩证关系初探

一、法治与德治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兼容关系理解法治与德治具有兼容关系,首先必须明确的概念是:在治国基本方略层面上法治相对应的是人治。在法治状态下,法律至高无上,人们崇尚法律,任何人和组织都必须接受法的最高统治,而无     

论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

一、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产生与演变 德治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摆脱宗教神权思想控制后,通过治国的长期实践,总结出的一种比较先进的治国模式。即,利用伦理道德等精神统治力量,预防犯罪,稳定社会,进而达到治国的目的。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它与暴君专制有所不同。它在强调道德教化的同时,也从不放弃刑罚的辅助作用,从而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国形式,它是一种开明的专制治国形式。它要求在维护封建专制     

依法治国探源及启示

依法治国方略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其经历了一个探寻、选择、确立、如何实现的发展过程。从人治与法治之争到法制与法治之辩,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从探寻治国方略到确立治国方略,再到实现治国方略,无一不闪烁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从实现治国方略的构架看,包括一个基石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个前提即建设法治型执政党,一个关键即建立法治化政府,一个保障即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一个根本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个具体措施即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和谐社会是“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

在我国历史上,"德治"和"法治"作为治国方略,一直就是一对矛盾。也就是说,作为双方代表的儒家和法家进行了两千余年的斗争,且在不同朝代或不同时期各占上风。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治国方略是实行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和谐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或缺,不可偏废。这一关系深刻说明了法治和德治在建设国家中双重重要性,体现了我党执政方式、治国方略的重大创新,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转变

治国方略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和策略。大致可分为“人治”和“法治”两种方式。人治是以国家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思想或统治者阶层的意志和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其特点是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反应快捷，效果明显，但同时也具有主体决定性，随意性和不稳定性等弊端。法治则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创制法和制度并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严格按照这些法和制度进行活动。     

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性思考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两种治国方式。要在推进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过程中促进二者整合，必须明确法治与德治整合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强调法治与德治应理性地统一在宪政原则之下，增强法治的道德品性，培育德治的法律秉性，进而开启治国模式的新路径。     

实行法治就要摒弃人治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治国的方式，法治论者主张以法治国、人治论者主张以人治国。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法律与个人意志(或者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冶国方式都是人治。     

论“法治”与“德治”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江泽民同志鲜明地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治国目标。新世纪伊始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明确提出 ,在依法治国的同时 ,要以德治国 ,法治与德治二者不可偏废。在建党 8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 ,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把以德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 ,使之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治国理论的新发展 ,是对我们党的治国方略的进一步完善 ,其意义重大而深远。那么 ,…     

儒家思想造就的我国法制传统

儒家思想自西汉以后成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潮流中,治国方略的选择,德治、礼治、人治、法治的论争从未停止过。对法的定义和论述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重要内容,孔、孟儒礼法融合、德主刑辅的法律观直接影响和造就了我国传统社会以人情、礼为最高原则的法制模式。     

法治的悖论

法治是我们的治国方略和理想目标,但在法治的进程中,必然存在各种反法治或者与法治不相容（或者相冲突）的因素与倾向。如果我们将与法治相矛盾的各种现象称之为法治悖论的话,那么,对这种悖论的研究及其解决方式的探讨也许比法治理论本身更具有意义。只要留心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地存在着这种悖论现象。人治的种种表现,如以言代法、以权谋私、权大于法等,皆为法治所否定,自然属于法治的悖论现象。但还有一些做法,本身与法治相矛盾却已被“法治”策略所肯定或正在盛行之中。这后一种情况往往不易被人们所察觉,因为它给…     

关于法治与德治问题的思考

“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在不同时代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从西汉起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德治”学说，主张“德主刑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倡导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     

“两会”归来话倡廉

提倡“德治”: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靠什么?前些年有“人治说”和“法治说”两种意见。最近又从一本新书中看到,有人对赞成人治和赞成法治的人员构成做了剖析。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与法制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人治加群治”的治国方略 ,实质上是“人治底下的群治” ,是人治的当代形态 ,收效甚微 ,负面作用为主 ,乃至某种程度上造成国无宁日 ,以一场浩劫告终。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路线 ,实行“三有利”原则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功利主义法价值观 ,为使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开辟了道路。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不可能完全摆脱人治的痕迹 ,给其后继者留下了继续革故鼎新的空间。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     

再论人治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治传统而法治传统相对缺少的国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提了出来，并在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终于使我国在法治的轨道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建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都是动态的过程。怎样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重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人们应当更加关注的。本文从“机制”的词源意义出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应当包括法治与德治的内在运行机制、二者相结合的作用互补与协调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协调机制等内容。     

德法相济：提高政法队伍厘德素质的必由之路

德法相济(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是江泽民总书记“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区别于传统“德治”思想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治国新方略的精髓。全面体认“以德治国”思想，加快提升政法队伍的道德素质，必须坚持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     

德治法治结合，促进社会和谐

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思想。治国既需要强制，又需要协调；既要加强法律建设，又要加强道德建设。科学理解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做到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