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未成年人刑案中品格证据的运用和完善

品格证据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中的重要概念。在我国的证据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品格证据问题虽有提及但不多见。应该明确品格证据的法律地位,通过规定品格证据的内容形式、取证程序、质证规则及采信标准,确立品格证据在少年司法程序中作为法定的定罪量刑证据之一的法律地位。可以先通过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出台一些司法操作文件加以界定,选择部分单位进行试点,开展有益尝试,待时机成熟后通过证据法的制定等刑事立法予以规定,以解决目前品格证据的立法欠缺和司法认识模糊的现状。     

论电子证据的规范化

电子证据是证据法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电子证据的收集保全、资格审查、质证认证贯穿于各类犯罪案件。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没有专门规定电子证据种类,电子证据在实际的运用中缺乏较为科学、系统的操作性,对整个案件的侦破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本文从电子证据的基本概念入手,接着结合国际国内司法实践提出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规范化建议。     

“两个证据规定”颁行背景的理论解读

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两个证据规定"之所以能及时出台,客观上有其急迫性。"两高三部"通过完善刑事证据法,大力革新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主要是致力于防控刑事冤案与司法误判,转变司法实践的办案模式,缓步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以及履行人权保障的国际义务。这些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中长期使命与发展重任。     

浅析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完善

品格证据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与证据法学领域的其他证据种类相比,品格证据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美国法中基于品格证据的证人弹劾

证人弹劾是对抗制司法证明程序中的重要环节,为诉讼方盘查对方证人或敌意证人的可信性提供了合法手段,也为事实认定者合理评价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提供了程序保障。影响证人证言品质的因素是多元的,因此存在多种弹劾方法,其中"以品格证据弹劾证人"因涉及到品格证据的特殊可采性规则而需特别关注。美国证据法允许使用证人的不诚实品性来攻击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这是进行"证明价值Vs危险性"权衡的结果。证明品性的具体方法受到法律规制:允许使用名声和意见证言证明不诚实品性,但以具体行为或先前定罪记录证明不诚实品性则受到严格限制。美国证据法中以品性弹劾证人可信性的规则,对于我国证据制度改革,尤其是未来我国证人弹劾规则的创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证据法功能的当代转型——以民事诉讼为视角的分析

传统的证据法以提高司法证明的精确性和实现证明结果的正当性为主要发展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度形式化司法证明程序。但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证据法赖以存在的哲学、社会以及法学基础发生了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当代证据法应重新确定理性的范围与实现理性的方法,更多关注证据法的协调功能而非认识功能,为更注重"实质"而非"形式"的司法证明提供正当化途径,使证据法成为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发展的法律体系,使司法证明活动成为沟通立法者意图与社会现实需求的桥梁与纽带。     

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前景——以“刑讯逼供”为切入点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我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内容上,其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尤其是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者对各地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的调研结果表明,其在实践中仍难以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应然层面,还应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其相关配套制度,并努力在更广范围内实行司法改革。     

继承与移植之间——读《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有感

作为一名蜚声国内外的比较法学大师,达玛斯卡既曾任教于大陆法系的南斯拉夫,也授课于英美法系的美国,学术兴趣涵括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刑事实体法、国际刑法、法律移植与比较等诸多学术领域,其经典著作《国家和司法权力的多种面孔》、     

试析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

当前,在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翻供的情况比较突出。在此情况下,可否以纪检口供直接定案,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问题。通过考证现行立法及有关证据法理论,发现纪检口供并不具有刑事诉讼的证据能力,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要解决这一司法难题,必须对现行反腐体制进行改进。     

证明力规则检讨

中国的司法实践对证据的证明力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呼唤证明力规则、创造证明力规则并实践证明力规则。然而,当下的证据法学界对证明力规则往往持一种简单化的批判态度,其对于证明力规则的理性总结与学理思考相较于司法实务界倾注的努力不相适应。在以证明力为导向的证据法中,证明力规则的产生是一种必然。在证明力规则问题上,中国证据法学者在理论层面缺乏主体意识,但法律条文以及司法实践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并保持了韧性。     

证据法的经济学分析

一、证据能力的经济学思考1、从证据法的研究对象上看证据法学,作为现代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其特定研究对象,其中包括:(1)证据与证据运用有关的法律规范;(2)证据和证据运用的有关的司法实践;(3)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律和规则。以上不管是哪个研究对象,其中部蕴含着经济的最佳考虑,节约有限的资源,使其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经济价值,这才是证据运用的真正价值所在。     

在法律与事实之间——司法裁判中事实认定过程的法理分析

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认为司法裁判的过程是"先查清事实、后适用法律。"对此论断进行反思,指出两者的统一性,并从多个层面、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法律与事实的不可分离性。从法理的视角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进行分析,并开创性地提出案件事实具体应当划分为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案件的法律事实,与之相对应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实际分为证据事实认定阶段和法律事实认定阶段,此两阶段分别受程序法、证据法和实体法所规范。     

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民事证据法律系统的过程中,与立法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必须予以澄清。从证据规则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着手,应重点研究以下问题:证据法是否能够脱离诉讼法单独存在;独立存在的证据法应当具有什么内容;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域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考察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所采纳,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底限正义"。然而,不同国家在法律传统、司法体制、诉讼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上也形成各自的排除模式。在对域外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

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民事证据法律系统的过程中 ,与立法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必须予以澄清。作者从证据规则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着手 ,重点研究了三个问题 :证据法是否能够脱离诉讼法单独存在 ;独立存在的证据法应当具有什么内容 ;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谈知识产权诉讼证据制度问题

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不少代表就我国证据立法问题提出议案，目前我国的证据立法应该说是很分散的，即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也没有建立完整的证据法体系，但在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各种证据规范、规则、制度正从不同的诉讼领域中得到建立，期待有日成为系统而规范的正式意义上的国家法律。     

审查审计报告重在审查鉴定人资格和鉴定结论的可靠性

对于审计机关在审计活动中形成的审计报告,其在证据法上的地位和效力在司法实务和证据理论上存在着诸多争议。在司法实务中,比较容易产生争议问题的是,审计证据在作为鉴定结论组成部分时的证据资格审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依法收集审计信息后可以委托鉴定人对审计信息进行鉴定,以查明     

如何正确对待复制件证据

严格来讲,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复印证据材料这种表述,这只是检察官平时的一种惯常表达。在法律文本中,会使用“复制件”一词。从证据法的角度来说,复制件属于传来证据,而非原始证据。在证据能力上,我国法律并未否认传来证据的证据能力,只是在证明力上要弱于原始证据。所以,复制件在我国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只不过证明力较弱。     

加拿大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加拿大证据法中,传闻证据被排除并非绝对,在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下也具备证据能力并应该予以采纳.加拿大证据法规定了许多传闻证据被排除的例外情形,且随着判例的发展又使传闻证据被排除的例外情形愈来愈庞杂.作为对大量传闻证据例外的应对措施,加拿大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一种“原则性方法”作为衡量是否系传闻的一种新标准.我国立法上虽然有类似传闻证据规定,但由于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司法实践中不同法官在对待相同传闻证据是否排除问题上存在不一致.在我国目前深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加拿大在对待传闻证据例外所采取的原则性方法对我国民事诉讼确立和处理传闻证据的例外情形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