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整体国家中的社会本位与政党表达

政党来源于社会,因此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影响着政党的结构与功能。社会在生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共同利益,而社会多元化又造成了利益的分离,从而造成不同的利益表达,政党就是这一表达的制度化安排。因此,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断裂、社会自主性与发展性决定了政党的适应性变迁过程。但是社会的政党表达管道并非没有限制,政治国家决定了政党表达的整体性,从而限定了政治表达的边界。     

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研究述评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中国社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有的利益矛盾甚至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党的执政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从利益视角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利益分化过程中人民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未获有效调控的集中表现。消解这一问题,从利益表达的视角看,应该加强利益主体利益表达的合法性教育,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健全利益表达主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从利益综合的视角看,应该坚持利益和谐原则,防止利益综合两极化,运用进取性综合结构加强社会动员和协调,增强党和政府的利益综合能力。     

创新区域化集体协商治理实践

正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劳动关系矛盾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呈现出的新问题、劳动关系治理遇到的新挑战,各地在治理探索和制度创新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要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处理好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关系、充分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在劳动关系调整中探索与传统思路不同的做法,需要用新的理念处理好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关系问题,为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城市社区社团法人的居民自治模式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发展不断加速,新建成大量社区,社区社会性功能日益强化,在我国城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社区治理混乱,各种矛盾充斥,亟需有效方法解决。城市社区社团法人化自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的社团法人,以谋求社团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宗旨,由业主组成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业主监事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够从内部运行以及对外表达诉求方面有效的解决现存问题的治理模式。本文尝试对此模式出现的现实背景、法律依据、有效性以及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确定利益边界的年代

众所周知,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是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随着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凸显。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增量做起,新的利益是从旧体制的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主要就是增量对于存量的冲击,比如民企之于老国企,体制外的体力劳动之于体制内的脑力劳动,经商群体之于公务员     

从基本生存诉求到基本权利诉求——转型期社会矛盾基本根源的演化逻辑

从社会转型历史的演化逻辑看,不同类型社会矛盾的"相对集中出现"往往有着一定的先后顺序。在社会转型的始初阶段,大量基本生存诉求型的社会矛盾开始相对集中地出现。这种社会矛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相对直观地围绕着最基础性的基本生存问题亦即绝对贫困问题;利益诉求主要是采取"一对一"的直接形式进行;社会矛盾冲突的组织形式常常以工人运动为主;大量社会矛盾冲突属于制度外的抗争;暴力、流血的方式常常成为利益诉求方式的重要选项。之后,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到了社会转型的中后期,则是大量基本权利诉求型的社会矛盾开始相对集中地出现。这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体的广泛性;对于基本权利的诉求涉及多个领域;直至扩展到社会的公共议题。其特征是:利益诉求渠道趋于多样化和广泛化,利益诉求方式趋于平和化,利益博弈的制度化。     

扩大公众立法参与——以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视角

社会弱势群体作为社会转型期间的特别群体,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分层加剧、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群体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也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解决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鼓励其积极参与到立法工作中来,才能更好得维护其权利和保障其利益。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利益阶层的分化与整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共产党能不能协调好社会利益,整合好社会资源,维护好社会稳定,使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对党的执政能力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国家治理与政治稳定——以吉尔吉斯斯坦转轨为视角

苏联解体后,西方政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不仅未能开花结果,相反,政治结构体系却发生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并导致政治持续动荡,整个国家出现治理危机;对民主化与执政能力,政治参与同国家制度化的比例,国家治理的模式与稳定繁荣的目标三对范畴重新进行考察,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在具体治理困境中的症结,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构筑共青团治理重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策略——以广东省共青团为例

重点青少年群体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共青团组织作为协助政府管理重点青少年群体的一个治理主体,如何更好地发挥共青团组织在治理重点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促进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服务管理与有效防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为此,以广东省为例,阐述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基本内涵和广东省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基本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共青团组织在治理重点青少年的独特优势与现实意义,最后提出共青团组织维护重点青少年权益的治理策略,以期建立共青团组织在治理重点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方面的制度化、社会化和常态化的新格局。     

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

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持续变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方式异彩纷呈。在变化与多元的现实中,透过表象揭示乡村利益传输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而解析乡村利益政治过程的内隐机制,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全球治理新试验？议题互嵌、机制关联和公民社会兴起——以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为例

全球化的深入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回应性和有效性。当前,问题领域之间分野日益模糊,不同问题结构之间的交叠区域日益扩大,议题联系方式千丝万缕;其次,作为全球问题应对手段的国际机制和治理框架调整滞后;第三,在国际结构“解构”下,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登上国际舞台,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本文以贸易议题和气候议题的“互嵌”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两个议题面临的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及行为体互动的图景,以期描画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新方向。本文最后将针对这种趋势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方式提出建言。     

如何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非公企业大量增加,影响首都劳动关系稳定的一些源头性、基础性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职工队伍结构发声深刻变化,新兴产业和行业大量涌现,用工形式更加多样,新一代产业工人逐渐成为职工队伍主体,职工诉求日益多元化,职工的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使得劳资矛盾日益凸显,劳动争议案件大幅攀升。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部分非公企业劳动关系矛盾突出,职工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直接影响了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本期话题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如何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改革政府治理模式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

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改革传统治理模式,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社会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重构。     

社会合作需要利益让渡——专访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王道勇

正这两年基本的社会治理思路已经形成了,我们也能看到在这方面的讲话相对少了,剩下的就是执行层面的问题。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第二年的《政府     

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交流，中国文化正在逐渐被世界认以和认同，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渐提高。国际文化话语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导权，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能力。国际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表达、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权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浅析法治中国的可能性——以传统思想为视角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第一次将法治提升至新的高度,向社会释放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理顺社会关系,疏导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强烈信号。法律将成为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凭证,所有的利益诉求和扭结都将通过规则的形式得以表达,疏通,平衡,厘定,规制。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国的特殊实际,充分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发掘法治中国的可能性,有利于我们的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