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的逻辑

政治稳定是指一个政治体系的有序运转状态,政治稳定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政治稳定的逻辑起点是公民的政治认同,政治稳定的逻辑有应然与实然之分,其应然逻辑是"社会—国家"逻辑与"自由—秩序"逻辑。而一些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并没有遵循政治稳定的应然逻辑,而是泛政治化的"为稳而稳"。政治稳定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的逻辑来解决,维护政治稳定的有效逻辑应该从人本逻辑出发,用社会的逻辑解决稳定问题,从而实现权利维稳和法治维稳。     

农村社会政策“维稳”作用的有限性

当代中国存在着以社会政策促农村稳定的"福利共识"。事实上,农村社会政策的"维稳"作用较为有限,因为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农民的社会权利直接相关的"生存性抗争"和"进取性抗争",而且社会政策对"好中央坏地方"的政治心理的强化虽然有利于大局稳定,却难以抑制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式抗争"。要维护农村稳定,必须警惕单纯依赖社会政策的倾向,推进农民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发展。     

建国后地方治理中党的执政方式演变与经验教训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治理目标能否实现的基础,考察党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执政方式得出经验教训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建国后,党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经历了一元化、制度化及多主体参与的发展、演变,这总体上体现了党应对经济、政治、社会环境转变进行的自我革新。在这个过程中,党始终充当了国家与社会的桥梁、纽带,而新时期,多主体参与的地方治理也标志着地方政府独立性增强和政治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逻辑——以“党—政府—社会”三元关系为中心

如何领导国家与社会,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命题。1949年以来中国"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及其变迁,是观察党领导国家与社会之内容与形式科学化水平的关键视角。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演绎,导致政党、政府、社会的发生发展具有特定的顺序,并因此带来当下三元关系建构的思路悖论。超越悖论的要点在于:汲取三项资源,平衡三种权威,健全理性化意识形态系统,健全法治化政权分野系统,健全制度化党内民主系统,健全有限化政府系统,健全规范化市场系统。按照如上逻辑推演,应可为寻求新条件下党与政府、社会良性关系构建的恰当取向,进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领导国家与社会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路和经验。     

国家治理与政治稳定——以吉尔吉斯斯坦转轨为视角

苏联解体后,西方政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不仅未能开花结果,相反,政治结构体系却发生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并导致政治持续动荡,整个国家出现治理危机;对民主化与执政能力,政治参与同国家制度化的比例,国家治理的模式与稳定繁荣的目标三对范畴重新进行考察,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在具体治理困境中的症结,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早期中国及国家利益探索——中国古典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利益观(上)

一、绪论 关于国家问题的学说研究,总是与国家行为、国家进程,以及国际关系中所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相一致。因为,历史曾经历过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国家形态,是从人们因利益动机驱使而发生的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利益关系中产生的。国家,是人们的政治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当中产生的政治权威制度化的表现。的体现。而国家学说,体现了不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分税制走到十字路口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更具前提意义的,是凭借分税制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权益范畴,建构制度化、规范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据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受财政部的委托,研究重新规划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税制的比例和税种。     

中国创新“1+N”中心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单中心(monocentric),也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而是"1+N"中心。从公职人员的产生来看,强调竞争性选拔;从决策过程来看,是事前协商、充分吸纳,事后制衡;从公众参与来看,强调决策者主动了解民意的公众逆向参与;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中国在强调高度政治集权的同时也高度行政分权;从社会治理来看,强调党的动员能力与社会自组织的有机结合。这是一种结合了统一与多元,效率与开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欧洲地方联络代表机构的发展及其运作方式

派驻地方性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是地方政府管理过程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管理模式.各种形式的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推动了地方政府与国家乃至超国家实体的联络沟通、决策公关、社会交际和信息资源交换等,在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当中致力于实现地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就为地方政治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演.     

拉美国家对治理模式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为实现稳定发展,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以民主化为切入点,不断深化政治改革;经济上,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区间;在社会领域,着力创新社会管理,加大社会投入,解决社会不公。研究拉美国家相关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及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目标,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是政治治理的立足点。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农民社会权利的发展及其政治意蕴

社会权利的最新发展表明,当代中国农民的权利发展并没有遵循公民权利发展的经典序列;农民的社会权利也不是他们自下而上＂争来＂的,而是决策者自上而下＂给予＂的。这种被动实现的社会权利有助于强化中央的权威,但其对于基层社会的＂维稳＂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决策者应利用中央权威得到强化这一＂时间窗口＂,适时推动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从而...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古巴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设及其治理效能

60多年来,古巴始终坚持对民主政治制度的丰富和发展,经过革命胜利后的初步探索、制度化建设及模式更新不断深化的三个阶段,古巴的民主政治制度化体系基本成型.随着实践发展,古巴对"人民政权"制度、中央和地方的民主行政体制、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群众组织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和党的领导体制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支撑,在团结带领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中体现出强大的治理效能.     

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一种政党理论的比较视角

政党的起源及功能作用不同是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最根本的区别。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和政党之间关系三个方面。特定的政党与国家关系决定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首要功能是政治稳定功能;在政党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则表现为动员、影响和塑造社会的功能;在政党关系上,则发挥着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和巩固、完善多党合作的政党关系的功能。     

直面矛盾,加强社会建设——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

今年4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发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指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足以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提出"必须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路,更加重视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引起知识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近日,以清华社会学系孙立平、郭于华、沈原、晋军等,再加上政法大学应星和毕向阳、北京大学周飞舟所组成的课题组,发表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为直面当下社会矛盾和出路的系列报告之二。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国经过了30年市场化改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这种挑战。报告提出只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才能达致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本刊特约记者卢思骋于共和国61岁当日,访问了课题组的郭于华教授。     

“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执政党的社会整合与权威塑造:一个比较的视角

社会整合既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也是其塑造政治权威、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由于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的差异,西方国家执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分别形成了体制约束型和政党主导型的社会整合模式,并深刻地影响了各自政治权威的塑造。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模式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系统性调适,有效适应并引领了社会转型进程,巩固了政治权威。治理兴起和当代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模式较西方国家执政党展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政治优势和制度自信,其社会整合功能发挥的有效性更强,使得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顺畅性更显著。     

民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特征

近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起点。在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丧失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艰难起步。为了谋求改变,政界和学界引入了大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就是这一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其开启来自外部挑战;其应对过程充满纠结;其发展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总趋势是为了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