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范式的演变轨迹与职能特征

政府治理范式演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行政生态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人们思想或理论的进步,国家政治路线的调整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政府治理理念、方法与模式的变化。从人类政府管理的历史来看,政府治理范式呈现四个发展阶段和演变趋势：即极权型政府治理范式,放任型政府治理范式,超能型政府治理范式与有限型政府治理范式,特定的政府治理范式与特定的政府权力结构和职能结构相对应。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城市社区建设中权力转换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家国不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 ,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 ,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向。城市社区建设正是这一趋向在城市生活中的表现 ,其发展的根源在于政府承担的社会服务过重 ,迫切需要通过社区建设将行政权部分地向社会转移 ,以此调动自组织机构所拥有的社会权力资源 ,减轻政府的负担。因此 ,从权力的角度思考当前的城市社区建设 ,能够加深对社区建设的本质性认识 ,促进社区权力运转的规范化。文章探讨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权力现状 ,认为应该促进权力转向 ,并为之界定了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 ,以使权力与社区的真正涵义相契合 ,将社区自治落到实处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区权力结构——基于上海6个社区的实证研究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域,房地产改革实现了中国城市社区从集体权属的单位社区向个人权属的居住社区的转变,也带来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通过对上海市6个社区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构成了城市社区的多元权力格局。居委会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在某些领域因为物业力量的延伸而出现空心化现象;物业公司以极具效率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在社区运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业委会虽然成立的数量不少,但作用发挥依然有限。而在不同的城市社区中,上述权力格局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低档社区市场力量较弱,往往承续着单位制传统,居委会扮演着权力格局的主导者;高档社区中,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物业管理公司,并且挤压社会力量的发展;中档社区则发展出一种碎裂化的相互制衡态势。在这种多元的权力格局中,政府行政力量如何有效释放,以及政府行政权力执行者的角色至关重要。而如何实现政府对社会管理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并依据具体社会发展状况培育社会管理力量,使得市场与社会力量实现良性互动,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改革方向。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是保证社区工作顺利运行的关键。元治理理论认为,在多元主体结构中,政府是唯一元治理主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为"一核多元","一核"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核心,"多元"包括政府是主导力量,社区居委会是关键依托、社区社会组织是能动力量、驻区单位是重要支撑、社区居民是坚实基础。这与元治理理论相契合。依据元治理理论,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实现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就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健康有序发展。     

不完全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改革策略析论——基于T市B区基层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居委会高负荷运行是转型期中国基层治理逻辑、基层政府行政制度实践和社会运行机制交织形成的过渡性现象。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居委会减负改革与居委会过度行政化、居委会负荷未有效缓解并存的现实表明,深入分析居委会改革对策,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居委会负荷过重现象的生成机制为:在不完全法理契约下,社区居委会责任无限、权力有限,责权结构性失衡;在不完全行政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权力模糊、依附性强,制度化建设薄弱;在不完全自治契约下,社区居委会利益表达、利益协调能力弱,利益满足机制匮乏。去行政化仅是居委会减负机制的选择性途径,实际上,居委会的治理效能受社区治理结构的复合性与多元性影响,因此,社区居委会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片面地去行政化,而在于治理结构适应性调整与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进而增进其在社区治理绩效中的贡献率。     

业主委员会：社区治理的结构性要素

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与传统体制内的组织变化有很大不同。业主委员会是以财产关系为纽带的“财合”组织,而非基于地缘和情感的“人合”组织,它的产生对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对业主大会内部的治理结构都提出了新要求,对社区内部的组织关系和社区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以行政权力下沉为方向的社区管理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下一步社区管理创新的切入口。     

社区社会组织何以被行政吸纳——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再解释

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承接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基层社会结社意愿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其一直致力于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结社意愿高涨中达成平衡。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对重庆市LX社区WS志愿服务队的观察发现,社会组织在培育过程中容易产生资源依附、目标替代、黑箱化和志愿中断等"行政吸纳社会"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行政化的生成逻辑分为四个递进层次: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供给地位引发社会组织的资源禀赋依附;资源依赖关系赋予行政干预组织行为以正当性,这种同化力引致社会组织目标与行为相悖;为了消除成员对行政事务的心理排斥,政府利用制度真空干预人事安排;行政吸纳使组织内部缺乏维系动力,且因社会资本不足,持续性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     

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立论基础、实践逻辑与可行路径

政府职责动态配置问题在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实践及学术研究领域日益突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八次规模浩大、积极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涉及组织转型、职能转型、治理转型等重要议题,更使政府职责动态配置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紧迫性。作为国家治理关系的形塑,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状况同时创生着转变政府职能的绩效与政府机构改革的绩效,事关深化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全局。动态配置政府职责,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组织保障,是提高政府机构效能的重要抓手,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必须遵循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从横向均衡与纵向融合两个层面满足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需求,以多元协同与效能提升相统一为切入点,探讨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可行路径。这种内在逻辑与可行路径的寻绎与发挥,将为深化、拓展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研究提供助力,彰显其学术与现实的意义。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转型期社区居委会建设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一、居委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居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其他机关组织彼此都是独立的主体,没有隶属关系,没有领导和服从关系。根据居委会的性质和职能我们不难看出,居委会的权力来源是社区的居民授权,而不是上级行政机构授权;其权力性质是社区自治权,而非国家公共权力,居委会不是政府系统中的组成机构。居委会是社区居民通过契约方式产生的,它必须代表社区居民普遍的利益和要求。作为社区居民意志的代表性机构,它有义务向政府部门反映和传达居民要求,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论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社会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外的社会组织治理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有国家无社会的模式。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远未实现政社分开。随着多元利益群体产生,社会结构也已经多元化,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迫切要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和新建。政府与多元权力中心对社会进行合作共治,是一种适应现实要求的新模式。形成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市场掌握配置资源的权力,社会掌握自治权力的三元结构,才能形成和谐社会的新格局。     

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和实现路径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社区治理绩效的复杂来源,促进实践中社区的有效治理。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以反映公共价值和持续性为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多元权力主体在社区场域的活跃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社区需要结合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论英国私立高校的内部权力结构

高等学校的内部权力结构通常由学术与行政二元权力结构体系构成.学术权力是一种“松散结合系统”,行政权力具有科层制结构.英国私立高校的总体权力结构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重的双重结合模式.其纵向权力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由低至高分别是系、学部和学校;横向权力结构包含掌握学术权力的评议会与掌握行政权力的校务委员会和理事会,以及兼享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作为连接二者桥梁的副校长.民主化的学术权力和中坚化的行政权力正是英国私立高校内部权力结构朝向大学治理的努力结果.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评析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机构改革

西方国家长期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使得各国政府谋求改变国家直接干预的政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此引发了广泛的行政机构改革.这场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精简和调整行政机构;压缩和转换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改革公务员制度,在其内部建立竞争机制,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公共服务质量,提高行政效率.这场改革对传统的行政方式和政治观念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论管理性政府形态的管理模式和理论的演化

管理性政府形态就是以管理视角识别的政府形态.各管理性政府形态有各自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论与之相适应.管理性政府形态可以区分为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治理型政府三种基本类型,与它们相对应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论分别为统治行政模式与专制统治理论、公共行政模式与公共行政理论、治理行政模式与治理理论.这三种管理性政府形态、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论类型之间有联系,更有区别,各自的内涵和时代特征差异明显.这些理论为政府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政策——以N市社区矫正政策为例

社区矫正政策的出现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他们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结构。治理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诸国家权威机关,他们掌控着关键性的资源,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主体——志愿者仅仅起着辅助性作用。国家权威机关之间的合作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国家权威机关之间主要采用等级式协调方法,治理所主张的基于理性沟通和对话、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平台和机制还没有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