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重建: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机制研究——以南京市XT村为例

美丽乡村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必须培育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对南京市XT村的调查研究发现,美丽乡村建设使XT村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有效改善,资源资本化进程加速,村庄内部实现普遍性受益。在此基础上,村庄共同体逐步重建,新型共同体精神生成,村庄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强,村民回流,社会资本进入,逐步实现自主发展。XT村的案例显示,普遍性受益及在此基础上的村庄共同体重建是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机制的关键环节。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

我国农村社区大致经历了由文化共同体到生产共同体到逐步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型的嬗变。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的重塑过程,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由“散”到“聚”:乡村善治的逻辑——基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善治的根本目标是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治理主体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是乡村社会中两对核心关系,构成乡村社会的外生秩序和内生秩序,而影响两种秩序的关键要素分别是治理主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村民的共同价值根基。基于关系学视角,按照乡村治理“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中心要求,乡村善治的逻辑即是实现乡村社会两种秩序由“散”到“聚”。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乡村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共同价值根基的强弱水平进行分析,根据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的“聚”“散”状态进行交叉组合,可以针对我国村庄内外皆“聚”、内“聚”外“散”、内“散”外“聚”和内外皆“散”四大类型给出治理思路,从而为我国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经济精英对村庄发展影响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陕西省关中地区三位乡村经济精英进行了解读。研究发现,乡村经济精英拥有的丰富资本构成了他们在村庄发展中的作用发挥机制,乡村经济精英对村民观念现代化、与村民共享利益、为村庄赢得发展资源、改善村庄治理模式等多方面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与此同时,将乡村经济精英对村庄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是促进村庄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现状检视及构建进路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村社区治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存在大量制约农村社区治理发展的矛盾,其根源之一就在于社会资本缺乏,不管是制度性社会资本还是关系性社会资本都呈现着现代性与传统性共存的状态,其中存在的不良因素给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要破解农村转型困境,必须协调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二者良性互动的镶嵌中寻求农村社区良性治理的方案。     

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岳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公共物品供给匮乏是当前村庄发展中所直面的现实问题,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因素。但传统政府供给职能的萎缩和市场供给有限形态的存在,使得以“一事一议”为代表的村庄集体供给成为重要补充,然而实践表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依然存在困境。村民个体理性逐渐觉醒,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开始寻求资源有限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通过岳村调查发现,村民理性表现为集体成本分担意愿,并呈现从弱到强的变化态势,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则表现为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施“有偿”供给、政府财政介入、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成为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奥尔森困境的可能选择。     

社会资本重构:乡村自治组织功能提升的必然选择

乡村自治是体现乡村社会走向民主化之路的关键所在,有效发挥乡村自治组织功能是实现乡村自治的重要保证,而乡村自治组织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功能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面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资本与自治组织功能的背向发展,必须从培育村民自治能力、增强传统规范与现代规范契合力、强化自治组织功能内生动力、拓宽自治资源辐射与回流驱动力等方面,重构乡村社会资本,保证乡村自治实效。     

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发展问题及对策探析——以西安市为例

有关调研表明,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服务发展存在着政府投入资金不足、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服务供给机制不畅及乡村精英人才流失等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本投资追求高额利润、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村民利益表达渠道堵塞及相关责任主体思想认识偏颇等。为此,要通过建立多级政府筹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乡村、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形式、拓展村民利益表达渠道以及开展多种形式宣教活动等方略,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健康发展。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中农民泡沫型参选率成因探析

本文通过对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及分析 ,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中存在着泡沫型高参选率 ,这种泡沫型的高参选率与农村特有的乡村结构有关。本文从社区记忆和社会分层两个维度将所有的农村分为四种类型 ,指出不同类型的农村对村民自治的接纳程度是不同的 ,村民自治的实施有其村庄基础。     

村民自治与党在农村社区中的领导方式创新

村民自治作为社会民主的重要形式,不仅具有独立于国家层面上政治民主的价值,而且有理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所内涵的根本目的;村民自治的根本要求就是由村民掌握本社区的内部治理权;在村民自治的条件下,村级党组织之领导核心地位的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必须转变不适应形势的领导理念、改变传统的领导方式,进行领导方式创新,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包揽到整合、从直接到间接,从依赖权力到注重“权威”、从集权于书记到“让民做主”的转变。     

组织嵌入、价值认同与忠诚行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建设的逻辑

作为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现状。中国共产党能够将数亿农村人口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中,得益于其政党组织系统。将政党宗旨追求和农民利益结合起来,使共产党的价值观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并形成了凝聚于党组织周围的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建设必须遵循利益整合——价值认同——忠诚行动的逻辑展开。     

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在我国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规范不断地受到冲击,整个农村社会结构面临着新的分化、整合,社会资源利益面临着重新分配,农民利益表达在现实的政治场域中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为此,应该从农民利益表达主体层面、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层面及资本层面寻找解决办法。     

村民自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利益整合

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民主亿进程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一些深层问题也逐渐凸显,影响了农村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影响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是利益问题,而根源就在于农村社会利益的分化.解决利益分化必须实现村民自治过程中的经济整合、制度整合、文化整合、组织整合.     

村庄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由于受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区逐渐分化,这种分化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村社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从同构性农村社区分离出的多种类型的村庄,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类村庄并存和发展的新型农村社会格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慧根据5大类31个指标,采用多层次空间聚类对全国农村地区进行地域类型划分,将全国农村社区分为6大类型:现代化农村、发达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村、中等发达农村、欠发达农村、不发达农村。     

农村社会管理何去何从: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尝试性解读

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社会管理不但任务繁重,而且充满矛盾和挑战,尤其以结构性的碎片化问题最为突出。其中,价值取向是根本性问题,位于结构的核心,表现为农民主体价值的缺省。与此对应的是农村公共文化位于价值的外围,突出表现为公共精神的结构性缺失;而农村社区建设的共同体取向所面对的重大挑战是社区认同渐行渐远。在农村社会管理的动力层面,社会与国家间关系仍有待理顺。社会功能开发同农村自主性的共时性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五大碎片化问题的解决思路是采取渐进的策略,以整体性治理整合资源,使农村社会管理从局部走向整体、从断裂走向连续、从破碎走向整合、从分散走向整体。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当前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从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移植到中国当前的乡村民主建设实践中,必须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国情及农村实际相结合,提高乡村干部的信任度和政治权威,有效整合家族、企业及各种乡村中介等组织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冲突,克服对基层政权的权威束缚与资源依赖,进而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