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深海矿业融资渠道的法律探究——以深海矿产利益共同性为视域

以深海矿产利益共同性中的国家利益、外国利益,以及国内私有利益为视域,明确我国深海矿业融资渠道的理论构成为政府资本财政投资渠道、外国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和国内社会资本商业化融资渠道,正视我国立法因缺乏对"利益共同性"之关注所引起的渠道阻滞的法律原因,理性论证引导政府资本财政投资渠道高效转化投资成果,合理规制外国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增强国内社会资本商业化融资渠道竞争力三大机制的完善空间。在顺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浪潮中,发挥我国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积极作用。     

走向复合治理: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基于四川仪陇燎原村的研究

农村民间组织的兴起是近年来的显著现象。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政治层面的自治组织、经济性组织、社群性组织、社会服务性组织等类型。它们通过提供经济服务、技术支持、文化娱乐、社会福利等形式,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民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政府、村"两委"以及村民,共同构成了村治的参与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和良性互动,将引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变革,使之走向一种复合治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利益有效表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构建和谐农村的必要条件和提升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重要源泉。农民利益表达权的缺失源于过于强大的官方话语和精英逻辑、地方政府恣意扩张的逐利行为、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党权威对农民话语的压制、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且自身拥有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本不足等因素。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应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转变基层政府职能、重塑乡村治理格局、引入协商民主载体以及提升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培育造就新型农民。     

制约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因素与对策探讨

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之一,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村民缺乏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及一些村干部公仆意识淡薄是制约村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要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应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参政水平、大力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进步、疏通村民利益表达渠道和加强基层政权依法行政。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新思路

村庄共同体解体的危机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社会资本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关键因素,为我国村庄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村庄共同体大致历经了“自然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三个发展形态,与此同时,农村社会资本也经历了从“宗族化”到“行政化”再到“市场化”的转变。随着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村庄“利益共同体”普遍面临衰落的局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公共空间萎缩,传统价值淡化,社区认同消解。同时,乡村社会资本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村民参与网络日趋松散,村民互惠规范日益匮乏,村庄总体社会信任度弱化。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以及维系其稳定发展的重要资源。由此,我国必须努力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并积极引导其嵌入,进行社会关系和社区价值的整合,以发挥其构建村庄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作用。     

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形势下国家为改变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而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当下,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落后、乡风文明衰落、乡村治理失序等问题,仅靠政府解决农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会导致实践的有效性不足,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力量来共建共治。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资本可以充当有力的助手角色。把社会资本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是实现社会资本成功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应从拓展乡村社会网络、完善乡村社会规范和重塑乡村社会信任三个维度来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资本与乡村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1]。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常常通过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施加压力。探寻深层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滞后与短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与单一、基层政府基于自利与无奈的行为失范以及农民传统意识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制度供给,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等路径来优化。     

农村舆情的表达与疏导

农村舆情表达方式取决于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水平和农民政治表达习惯。顺口溜与谣言、闲谈与短信、上传与上访、群体性事件等是当下农村舆情的主要表达方式。农村舆情存在着体制外表达、主体地位缺失、表达渠道残弱、表达分散等问题,故我们需要重构"乡村—国家"舆情表达机制、建立农村舆情汇集系统、提高农村舆情表达能力,促进乡村社会向现代社区转变,以疏导农村舆情表达渠道,维护农村政治稳定。     

乡村经济精英对村庄发展影响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陕西省关中地区三位乡村经济精英进行了解读。研究发现,乡村经济精英拥有的丰富资本构成了他们在村庄发展中的作用发挥机制,乡村经济精英对村民观念现代化、与村民共享利益、为村庄赢得发展资源、改善村庄治理模式等多方面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与此同时,将乡村经济精英对村庄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是促进村庄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村民自治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一项社会资本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萌生井逐步发展，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家族势力和民间宗教的恢复和重建，村民自治在实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造也是村民自治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农村家族和民间宗教封村民自治的多重影响，及其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研究表明，家族和民间宗教作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在村民自治运作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遇程中加以克服，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农村健康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村民自治的经济条件--云南民族乡实施村民自治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经济因素是村民自治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因素.目前,其制约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利益取向的不一致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村级经济的欠缺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消除这些制约,应从五个方面加以注意1、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不能片面追求政治利益;2、农村村级组织模式的设立和运行应当适合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3、改革现行县乡政府机构和转变工作职能;4、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强化村民作为纳税人的现代公民意识,积极参与政治过程;5、整合乡村社会的利益形态.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贿选"、监督乏力、决策不民主、村务公开不到位、"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不够和谐是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制度特别是操作性和保障性制度机制供给不足,利益多元化特别是"三元"利益博弈激烈,以及背离现代民主理念的传统习惯、文化风俗和家族观念厚重等。完善和发展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必须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通过建立健全村民公民意识培育机制、科学界定乡村权力边界、划分"两委"职能、推进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立法等制度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社会力量促进乡村振兴的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公益组织S赋能乡村M案例

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治理及发展方面,一度出现不少问题及困境,典型的如村民自治的欠缺问题、村民利益被侵蚀甚至剥夺问题。除国家正力图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制度性原因外,这些问题还与村民及村民集体的选择能力及资源禀赋相关。由此,通过赋能乡村来推动乡村自治实践和资源引入,就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但仅依赖政府会导致有效性不足,需引入其他社会力量以共同协力。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及促进乡村振兴的适宜模式是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赋能乡村,其赋能乡村的机制是嵌入式社区营造。     

虚拟公共空间与基层乡村治理变革——基于一个中部地区村落的考察

随着现代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困境,基层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出虚拟公共空间,该空间具有全新的空间形态,使新型交流方式成为可能,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联网“赋权”的村民获得了表达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治理的主体得以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见,虚拟公共空间及多元主体于其间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推动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为有效治理的实现带来可能。     

村民自治:从政治推动到经济推动--从第三届全国"村长"论坛看村民自治发展趋势

村民自治是由农民创造的,但其运作过程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政府推动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全面铺开的同时,"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同时凸现.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小康建设,是政府推动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选择是政府从政治推动到经济推动的转变.     

新农村建设内外部资源整合与创新研究

新农村建设不应侧重于外部支持、政府治理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应更加重视农村本土基础、内生力量和内在机制的培育和建构。在现阶段,必须兼顾外部支持和本土崛起,对接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激活市场机制与乡村社会资本,通过思路上、体制和机制上的自觉创新,促进新农村建设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与创新。     

乡村经济贫困与村民自治:问题与对策

民主发展的深层原因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发展。较大面积且地域集中的乡村贫困的存在,必将对我们正在积极推行的村民自治产生制约与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乡村经济贫困导致村民流动的加剧及其政治权利的边缘化,将严重削弱村民自治的社会和群众基础;长期无法改观的贫困将使村民失去参与的利益动机,导致政治参与的冷漠;乡村贫困对乡镇政府经济依赖的增强,容易导致村民自治附属行政化的倾向,背离自治的宗旨。消解这些矛盾,必须实施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救济;必须建立健全乡村贫困群体的政治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革新民主法治观念,提高基层干部和村民的素质。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农村外来资源流入不断增加、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和农村日益开放等,对"三治融合"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农村利益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国家对农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三治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主体为中心推进"三治融合",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建构"三治融合"权力体系,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农村多元组织,以村民会议为基础激活"三治融合"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理。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基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近年来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其根本原因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造成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的原因很多,既有制度设计的缺陷,也有农民代言人的缺位,还有农民利益表达意识的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拓展规范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等方式来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式现代化的超越：乡村发展视域的解释

乡村发展是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域。西式现代化虽然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也陷入了牺牲人民生存和发展权益以迎合资本意志的陷阱。可以从西式民主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新自由主义鼓吹土地私有化牺牲农民利益、资本排斥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资本无序侵蚀农民生产生活空间、农村主流叙事剥离少数族裔农民等五个方面反思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伴随资本全球化过程，不少国家和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吸收超出了借鉴的范畴，乡村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单一。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突显出自身的独特性。当前，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意志全面推进，不仅是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也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承诺的历史性实践和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表明，发展是全体人民的正当权利，既不应成为资本的附属品，也不应为少数人所把持和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