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福的人性基础及其政制前提

幸福是一个派生性范畴,它的内涵取决于人性的预设和政制的性质。从人性"理性—善"视角看,幸福在于德性的完满程度,幸福之人是理性起支配作用、激情和欲望受到德性节制之人。从人性"欲望—恶"的视角观之,幸福是个体的感觉和状态,是欲望的满足和激情的绽放。然而,单论幸福观的人性基础尚不足够,幸福的含义还有赖于政体的本性及其教诲。与古人生活在自然的第一洞穴相比,现代人生活在诸种幻象建构的第二洞穴之中。因此,政治哲学的反思就要拆解古今的法—权之变(自然法—自然权利转换),评判幸福内容的主—客之变(客观性—主观性转变),进而为获得幸福的真理性见解扫清地平。     

回归人性:腐败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人性的需求欲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政府官员既具有人的自然属性,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还具有职业的政治属性,其需求欲望的产生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其表现为天生的固有特性和社会的外部特性。腐败行为的最深刻根源在于人性需求欲望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腐败也就必须从人性出发进行思考和探索,即,一要正确看待人性需求,让政府官员过正常人的生活;二要满足人性合理需求,让政府官员过体面的生活;三要用理性管束无限欲望,让政府官员过有节制的生活;四要用制度限制人性贪欲,让政府官员过有笼子的生活;五要加大权力寻租成本,让政府官员过有风险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杜绝腐败。     

微博反腐的风险与规制

作为制度外的反腐形式,微博反腐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存在着合法性困境、犬儒主义倾向和易扭曲政治生态的三重风险。微博反腐只能作为传统反腐的补充形式,与制度反腐形成互动;同时需要破解国家廉政体系设计中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并存的悖论,加强微博反腐的法制化,培养公民理性精神,并借鉴"Twitter"的做法从技术上规范微博空间和行为等,以规避微博反腐风险。     

应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我国转型时期改革政策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 ,中国改革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非理性因素在改革初期政策中的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具体说 ,就是中国改革政策从启动到逐步展开是以客观现实需要为依据的 ,是人民群众生存的欲望和发展需要与政策决策者成就欲望和发展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 ,体现了非理性因素的动力作用。在实际政策运行过程中 ,情感、意志则直接影响着改革政策目标的调整和行为过程的调控 ,体现了非理性因素的调控作用。在政策方法上 ,直觉、灵感等又与理性和经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改革政策的发展 ,体现了非理性因素的创新作用。在整个改革政策运行过程中 ,理性因素一直对非理性因素作用的发挥起着指导和约束作用。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新时期大学生廉洁教育问题及其对策略论淤

近些年来,大学生廉洁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反腐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并日益受到全球社会的重视与支持。当前我国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对腐败现象存在着理性认知不足,思想重视不够",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裂等现状。这种状况势必形成潜在的未来腐败行为发生的温床。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通过"课堂教育",努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廉洁意识;强化校园廉洁文化建设,做好"课下教育",形成课上课下"共振"效应;整合社会力量,努力贯通高校-家庭-社会三个环境的大学生廉洁素质教育。     

我国网络反腐法制化建设初探

近年来,网络反腐发展迅速,成为反腐的一种新途径。为了发挥网络反腐的优势,在廉政建设中发挥有效作用,就需要相应的法制建设,这也是对网络反腐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网络反腐优势巨大,但也存在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因人肉搜索造成的侵权行为、部分网民的不理性行为以及对举报人实行打击报复行为等等,这些都亟待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予以解决。     

新时期大学生廉洁教育问题及其对策略论①

近些年来，大学生廉洁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反腐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并日益受到全球社会的重视与支持。当前我国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对腐败现象存在着理性认知不足，思想重视不够，“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裂等现状。这种状况势必形成潜在的未来腐败行为发生的温床。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通过“课堂教育”，努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廉洁意识；强化校园廉洁文化建设，做好“课下教育”，形成课上课下“共振”效应；整合社会力量，努力贯通高校-家庭-社会三个环境的大学生廉洁素质教育。     

网络反腐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基于2012～2015年10个典型网络反腐案件的分析

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是网络反腐的助推力,赋予其独特的优势,吸纳民意表达,达到监督和约束政府腐败行为的目标。以2012²015年较有影响的10个网络反腐案件为依托,从案件共性、多参与主体互动、"舆论诉诸"式过程三个维度分析网络反腐运行逻辑。相对于传统反腐模式,网络反腐存在着技术、道德、法律和制度上的困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在公共权力运行的体制内部通过技术标准化、网民理性化、法律规范化、制度有序化等途径,不断提高网络反腐的科学化水平,促使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理性理解“制度反腐”

"集中式反腐"与"制度反腐"不是对立的,目前的反腐行动正是依据过去的诸多法律法规进行的,是对法律法规的回归。鉴于腐败的新形式、腐败的新领域、腐败的新主体以及腐败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新的反腐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需要增加、补充、完善,反腐行动的结果应该推动建立一个新的长效的反腐防腐制度。但制度体系是包括刚性制度和软性制度的复杂体系,反腐应该尽快进入立法层面,但制度的形成是需要时间、需要经验、需要内在逻辑的,纠正制度的成本将是很高的。制度是在行动中形成的,应理性理解制度反腐。     

实现中国梦的五个结合

一、实现中国梦要做到激情与理性的结合 中国梦不仅仅是理想、是目标、更是现实。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梦想也需要理性，激情和理性是中华民族腾飞的精神两翼，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者缺一不可。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浅析人性发展过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理性与非理性不仅对人的认识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用,而且在人性的健康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理性同非理性的协调统一,人性的完满发展仍旧需要理性同非理性的协调统一.对此,我们应当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理性为主导,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其消极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和谐,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困境思考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个人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该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权威人物。但是,由于该理论过于关注"理性"而忽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和激情,忽视行动的合理性而受到质疑。就这一理论作一阐述与梳理,并揭示理性选择范式所面临的困境。     

认真对待权力制约权力机制的反腐缺漏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反腐的重要机制,但其也存在一定的缺漏,主要表现为制约权力的权力具有腐败的可能性,难以根治权力的腐败;以权力制约权力难以避免权力集中,难以消除腐败的病因;权力制约权力的逻辑难以自洽,制约的权力链条难免断裂;权力制约权力容易导致人治式反腐,难以形成反腐常态化;权力制约权力难见成效为历史证实,难以摆脱历史周期律。分析权力制约权力反腐机制的缺漏,以便能够正确看待和理性运用这种机制的反腐作用,从而在不断完善这种机制的同时还需要重视以权利制约权力反腐机制的作用,从而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反腐方式的整体性和新常态。     

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制度是人为设计的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制度的基础源于人性的假设:无赖的假设、经济人的假设和有限理性人的假设.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形成一种既定的力量,作用着人的和谐发展.和谐社会中的制度,应该是充满人性化的制度.     

腐败行为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基于环境-个体-行为三元决定论的分析

以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交互决定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社会心理环境、个体心理和腐败行为三种因素互动关系分析腐败形成的心理机制,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互动在腐败行为的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培育健康的反腐社会心理氛围,改善腐败行为滋生的心理环境;提高行为者的心理素质,增强其抵制腐败行为的心理免疫能力.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正确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霍布斯自然法理论新释

霍布斯自然法的基础是激情与理性,即以死亡恐惧对虚荣自负进行规制和约束,从而协调理性诫条与激情之间的冲突；自然法的目标是寻求和平与信守和平,即在自然状态下,个人的欲望成了善恶的尺度,倾向和平的激情以及达成和平的自然法都是美德和善；自然法的实现途径是转让权利与订立契约,即人们要想实现和平,就必须订立契约,放弃彼此对事情的自然权利；自然法的保障是履行信约,即只有树立起某个权威和制定法律,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解决愚夫推理的困境,最终实现和平.     

网络反腐的法治考量

网络反腐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政治诉求,形成了较强的反腐威力,并逐步成为国家反腐机关的反腐行动路径之一。但缺乏制度规范的网络反腐,在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同时,也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也可能与网下反腐脱节,影响反腐成效。因此,必须加强网络反腐的法治化进程,用制度来保障公民网络监督权的实现和参与政治生活渠道的畅通,大力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不断完善网络信息收集、处理及反馈机制,正确引导舆论,最终促进网络反腐的有效、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