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反腐新思维：以利益背反打破攻守同盟

现有法律同时惩罚行贿者和受贿者，为“同时惩罚方案”，往往导致双方的利益攻守同盟，不利于高效反腐。“利益背反方案”提出了反腐新思维，能够打破腐败中的攻守同盟。此方案将行贿受贿分为受贿阶段与完成阶段。在受贿阶段，只要受贿者主动坦白，则他不但无过，反而有功，而对行贿者则予以惩罚；在完成阶段则相反。若此，在任一阶段都有且只有一方获利并且有且只有一方受损，于是形成双方利益与风险的多重背反；同时，任何一方自身的利益与风险也是背反的，即利益越大风险反而越小，利益越小风险反而越大。于是，双方成为利益敌人，从而打破攻守同盟。此外，利益背反还具有中立性、操作性很强、反腐败成本很低、适用范围很广等优点。     

从《左传》看抗震救灾精神之源远流长

“5·12”汶川大地震后，举国表现出了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我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从《左传》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中华民族对救灾赈灾就非常自觉与重视，甚至以盟约的方式明确救灾责任。面对灾害，一方面，诸侯国内部组织自救，另一方面，诸侯国之间相互救助。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思想、精神与传统，这个优秀传统在汶川大地震后绽放为“5·12”抗灾精神。     

正德利用厚生：从政治合法性到儒学公共性

政治合法性是迄今为止的政治建构反复遭遇的问题,其绝对基础乃是正德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作为统治者对人民的政治承诺,同时也是被人民接受的承诺,乃是政治建构的终极合法性基础。这个基础构成官方与民间、造反者与统治者的对话平台,形成人民进行造反或革命的终极理论根据,并成为区分革命与造反的终极标准。因为儒学在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化的历史过程中记录、阐发和弘扬了正德利用厚生,所以它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并成为古今之间的沟通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