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竞争”视角下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的效用分析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和日益复杂化，某些治理领域的国际机制数量显著增加，导致机制间出现功能重叠和资源竞争，国际治理机制的效果随之受到影响。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常因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而备受批评。然而，因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治理目标相似的“包容—竞争型”治理关系，故提升此领域的治理效用颇具现实意义。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核心组成，其治理水平关乎全球卫生治理的成效。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需对接、卫生治理机制间的关系、制定统一卫生标准与规则的能力以及能否持续提供专业知识与信息等均可用来衡量联合国卫生机制的治理效用。在此基础上，拓宽获取资金的渠道、以内部改革凝聚卫生治理合力、协调相关机制间关系等举措，有助于提升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运转的有效性。     

全球治理中的跨国反洗钱台作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问题而变革传统治理模式的一种构想,它的兴起为全球反洗钱控制与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跨国反洗钱控制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的制度性合作机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性与约束性的治理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非国家行为主体在跨国反洗钱的全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参与作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治理模式的＂民主赤字＂问题。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主要有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遵循，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本范式，以公正合理的发展观为变革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重视全球治理机制的整体化，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民主化，倡导全球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法治化，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方案，为化解全球治理赤字贡献中国力量，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为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公共危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带给人类的负面影响,已经把全人类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全球治理已是当务之急。在民族国家占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是由于公共危机全球化的趋势,仅仅依靠单个民族国家的力量是难以实现全球治理的。为此,学术界以及大多数民族国家把全球治理的重任寄托在全球最大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身上。当前的联合国还存在很多问题,显然还不能担此重任,必须进行改革。     

从全球化后果看全球治理

全球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利益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全世界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消极后果:贫富差距的加大,环境污染的加剧,世界经济投机性与风险性的增加以及民族国家主权的受损,等等。全球化造成的诸多后果催生了治理全球化的全球治理理论,在辨析了全球治理的基本概念后,有必要对全球治理的对象、价值、国际规制、主体及其作用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尽管全球治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存在着不成熟和不完善的一面,但当前问题重重的全球化使得全球治理变得日益迫切和必要。     

“逆全球化”凸显全球治理赤字

"逆全球化"背后反映出的是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分配赤字、责任赤字等,是当前"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事实上,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逆全球化"将为改革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体制提供新动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支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实现普遍安全、推动文明包容互鉴依然任重道远。“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体现了中国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愿景。“一带一路”与三大全球倡议既在核心理念和总体目标上一脉相承，又在重点领域和治理逻辑上各有侧重，两者协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新思路、新方案和新行动。     

政党外交：一种新兴的全球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中,政党外交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价值取向,难以形成“全球意识”,而全球性问题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性,因此二者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党外交侧重于“参与”、“谈判”和“协调”,是一种“软治理”,缺乏诸如民族国家支撑的权力体系,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因而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先天不足的弊病。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     

全球治理理念下中国NGO的发展空间探讨

随着全球性议题在公共领域的凸显,全球治理理论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愈加重要。基于分担政府责任、提升国家形象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考虑,中国应推动NGO参与各类全球治理活动。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当前中国NGO存在着数量相对偏少造成总体发展缓慢,资金相对匮乏导致难以持续发展,以及传统理念的制约尚未被彻底消除等不足。因此,为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活动,我们应逐步放松对各类NGO的行政管制,提升其国际参与能力,形成相应的独立监督和评估机制。     

联合国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与应对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经历40多年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治理框架,取得了一些治理成果。但是联合国作为主要的协调中心与治理主体却在治理进程中面临治理结构松散、治理能力不足、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联合国需要从机制、能力、理念、角色定位等几个维度来提升整体治理能力、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以应对各种挑战,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出现有困境,实现全面有效治理。     

全球治理走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

全球治理失灵的窘境正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全球层次治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区域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长足发展,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体现其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出现了区域转向的态势。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来源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性的增强,由于二者间存在治理客体、目标与机制的通联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良性互动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区域转向的核心目标是寻求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区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不意味着完全走向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存在着本体差异性与内在矛盾性,二者不能完全重合与互相取代。在区域转向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矛盾性也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与限度,注重这一过程中的法度,保障这一进程不脱离全球治理的目标与方向。     

全球财富鸿沟的演进与弥合

贫富差距不一定导致问题,但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一定会造成各类社会问题。全球收入水平上升反而带动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财富两级分化加剧了不同阶层、族群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不仅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还催生了各国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共振。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财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治理赤字。为弥合全球财富鸿沟、促进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世界各国必须有效运用税收调节工具,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并从根本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参与”到“引领”:金砖国家全球治理角色转变问题初探

当今时代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以美国为首的作为旧体系主导者的发达国家却出于维护自身垄断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在此背景下,历经十余年发展合作日益紧密的"金砖国家",迎来了实现角色转变--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大好历史机遇。美欧发达国家的排斥与抵制,金砖国家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金砖合作机制的相对不成熟,构成了掣肘这一转变的主要障碍。解除障碍的可行途径则在于:依托已有机制加强同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不断扩大自身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扬金砖精神,不断凝聚共识,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合作平台。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使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困境:责任缺位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信任赤字阻碍国际协调与合作,共识危机动摇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全球治理面临的严重困境也为其改革创新提供崭新契机,全球治理改革应从努力凝聚共识、强化制度韧性、践行责任政治入手。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京都议定书》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铺路

2月16日，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说，既是人类反省自身活动对环境造成破坏的结果。也是人类用于修正自我的开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气候异常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来应对。《京都议定书》为实现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真正全球性的框架。     

全球秩序及其转型：基于转型框架的分析

全球秩序的转型并未遵从线性因果的单向逻辑,而是纷繁因素动态交互的迭代结果。其中,以全球化为代表的演化场境为全球秩序提供了外部环境,以全球治理制度为代表的制度维系了全球秩序的稳定结构,以网络技术、全球社会运动、国内政治、新兴国家、全球危机为代表的创新生境成为推动全球秩序转型的关键。此外,全球秩序由于其较强的秩序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并不仅仅受制于全球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基于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紧密关系,本文提出以能动性全球治理加速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三条路径,即通过重视过去被回避的权力要素、增强多元主体的关系协调以及实现治理思路的创新,发挥全球治理的能动作用以实现对全球秩序的保障与维护。     

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主体,它在全球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其组织特性而言,它不仅具备国际性和非政府组织的特征,而且还必须以信仰为基础,这种特性决定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文化沟通、冲突调解、国际救援,促进经济公正和人权“维护”等领域的独特作用。这些作用背后反映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更多的可能不是表现为政治性和直接性,而是伦理性和间接性,这既是其推动全球善治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缺陷所在。     

论全球环境治理维度下环境NGO的生存之道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指在已有国际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在全球层次上通过改革重建的一套更有效的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机制及制度,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旨在解决跨国性的环境问题,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NGO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一环,它的兴起与发展弥补了传统以国家为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缺陷,并为全球环境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环境NGO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着缺乏合法性资金来源、难以适应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框架、本身治理结构存有缺陷等现实难题。为此,要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进一步壮大与发展,环境NGO应在恪守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处理好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并适时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结构功能主义解读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治理系统,治理功能的实现不再是民族国家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与其他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文章以结构功能主义作为分析框架,分别从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和维持功能三个层面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全球治理进行解读,认为非政府主体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但并没有改变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同治理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合作,也存在着冲突。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系统在促使治理目标实现的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弱势主体的利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