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文化根源

法律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法律文化又是影响社会变革的最顽固不化的障碍。而在当代中国,国家主义法律观、暴力主义法律观、工具主义法律观则作为传统观念和政府政策的产物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当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观念的阐述,探索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深层次文化背景,从而揭示中国法治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文化根源。     

中国“吏治”的困境及其应对之道——试从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对其有效制约角度分析

"吏治"是一个古老而又严肃的话题,封建社会的"吏治"是天子驾驭群臣,安抚皇家"江山社稷"以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后世史学家评判历代"明君"和"贤臣"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吏治"腐败问题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信力面临严重挑战和威胁,如何走出"吏治"困境,突破"吏治"瓶颈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吏治"腐败实际上是公共行政伦理失范而产生的公共权力私用的异化行为。从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制约角度分析探讨,对认识和应对中国"吏治"的困境问题意义重大。     

论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或不正确使用,其源头是异化的公权力运行。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是监狱中行政管理权、执法权行使过程中的异化。根据公权力运行规律,只有在"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开放、科学的决策机制,消除异化权力的非正当性目的,引进多主体参与行权,打破异化权力得以实现的自满足结构,建立监狱工作与多方社会组织的流畅交流,打破监狱系统封闭的行权环境,才能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     

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近来人们普遍的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问题则还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公权力的异化与回归

公权力的产生源于私权利,目的是为保护公共利益,但公权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现代法治的核心之一就是对公权力的制约。目前公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寻租现象突出、范围无限扩张、行使程序不正当、对私权利的无视与侵犯等。公权力的异化不仅导致其权威性降低,而且造成资源和公共利益受损。法治建设的过程是公权力的回归过程,其有赖于权力的下放与监管、公权力行使者法治理念的树立、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及规则秩序的确立等。     

制度伦理视阈下公权力异化的制约机制

公权力易于异化,而制约公权力异化却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近年来人们普遍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制约公权力异化则还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用好公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立身之本。公权力的合理合法使用会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而公权力的错用和滥用导致的诸如渎职、失职和腐败之类的问题则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较大影响。要用好公权力,保证公权力不被错用和滥用,重点应从自律和他律两方面来进行约束。     

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机制研究

涉政网络事件的发生印证了大众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同时也对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使对逐渐常态化的涉政网络事件进行治理成为政府、媒体、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涉政网络事件不同于一般网络事件,它总是伴随着公权力而发生,不断地挑战公权力的权威性,因而对社会影响的波及面更广。对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应跳出"中心—边缘"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思维局限,实现治理价值取向从平息个体事件、化解具体冲突转化为缓解根植于其本源的结构性矛盾。为此,须构建国家—媒体—社会三方协同的治理机制。     

论政府公权力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害及其治理

当前政府公权力侵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十分严重。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需要从四个层面考虑：一是从治本之举考虑拟制地方政府追究土地财政的动因;二是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与出让制度;三是建立严格的土地征收问责责任制;四是司法权有效制衡行政征收权。     

化解两对矛盾 推动中国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深刻矛盾。其中,公民权利的实现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与政府提供有限性的矛盾尤为显著。这两对矛盾,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采取多种措施,化解或缓和这两对矛盾,关键在于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包括职能的转变和法制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服务政府的建设。     

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与乡村秩序重构——基于贵州尧村的田野调查

农村人情异化现象突出,造成乡村秩序瓦解,亟需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治理。基于贵州尧村的田野调查,揭示了政府介入人情异化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研究发现,以人情酒席名目繁杂、人情礼金上涨与办酒敛财为特征的人情异化现象严重扭曲了农民正常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造成乡村秩序瓦解;农民的生活需要、村庄自主修复能力缺失共同构成政府介入人情治理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政府通过输入政策规范、调动行政资源、重塑自治格局来激活村庄内生性资源以及加强地域合作,形成积极的联动治理机制,实现了人情回归与乡村秩序重构。当地人情异化的治理经验对于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当代中国政府生态治理：一种新的结构治理模式探索

生态学世界观和绿色政治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它们主张世界的相互关联和整体性,以反思西方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管理主义模式,向新型的治理模式转变。生态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出发,包含了政治生态链环、政治生态资本和政治生态平衡三大支持系统,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公共权力执掌者,在公共危机的多元治理主体中,政府必然处于主导地位,承担必要的责任。本文分析了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特殊性及其政府有效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充分合理行使公权力,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建立危机管理财政保障体系,加强资金监管;倡导危机治理理念,积极培育危机治理非政府主体;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法制建设,践行依法行政四个方面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界定。     

论网络政治视阈下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

在当代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技术上的,也有制度上的。增强网络政治视阈下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必须构建以法律制度、基础设施、网络政府为基础的,以政府治理为核心、多中心的治理模式。     

行政诉讼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

行政诉讼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发展的缩影,见证了我国"人治—法制"、"法制—法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历史性跨越。行政诉讼是公民表达自己诉求和寻求救济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新要求,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发展。     

从《四时月令》诏令看汉代的农业经济立法

"吏治"与"治吏"是两个有关联而又不同的概念."吏治"是中国古代官吏们治理国家时的工作内容.<汉书·宣帝传>说宣帝长于民间"具知……吏治得失".就是指吏的工作状况.而封建国家,"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吏"是指国家对吏的监督管理.而作为农业大国,汉代的"吏治",吏的主要工作便是管理好农耕生产,保证民生.其它则为降一等的....     

“批文政治”的隐忧

“公权力通吃”之种种乱象，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人们脆弱的神经和想象力，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道德的底线，无不折射出当代中国转型期公权力运作的严峻生态和冷酷的社会现实。     

公权力运行法则及其相关启示

公权力运行的法则告诉我们:公权力由上级委任,公权力行使人就对上级负责;公权力由民众赋予,公权力行使者就对民众负责。这一运行规律还告诉我们:只有以公民的民主权力监督公权力,公权力才不会异化。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走民主之路,将民主权利回归公民,自下而上建立一个完整而不是残缺的、有效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能自行运转而不是单靠外力推动的监督机制,并使之能经常地、稳定地发挥作用,以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行使公权力,就一定能有效防止腐败事件的滋生与蔓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兴起——整体性治理在英国政府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政府治理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和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因此,对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详细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般概念和核心特征,介绍了其实际运用情况,分析了它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通过对其进行较全面的介绍,以期引起对这一理论模式的学术重视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