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

强调信任、互惠、合作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能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但是,由于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甚至匮乏,制约了推进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环境.因此必须在农村大力培育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加强公民参与网络的建设,实现公平与正义的规范理念,发展壮大民间组织,最终为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创造条件.     

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治安状况的影响

社区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参与、社区规范、社区信任、社区网络和社区认同五个方面。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治安状况存在着较明显的相关性。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多,则社区治安状况越好;反之,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少,则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应努力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改善社区治安状况。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闰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刘雅静在《长白学刊》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基于信任视角的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信任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在人际信任层面主要表现为村民之间的熟人信任受到威胁以及村民对＂外人＂的普遍信任尚未建立,在制度信任层面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制度信任模式缺乏认同和农民对制度公正性的怀疑与不放心。为此,该文从政府、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措施。     

信任:基于人性的社会资本--福山信任观述评

福山信任观的主要实质就是把信任当成是源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他认为人们自发组织社群并进行各种互惠合作的天性和争取被认可的本性是形成信任的主要源泉和基础,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对于经济、政治及社会各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其信任观尽管仍然属于唯心史观,但是对于信任问题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探究还是有不少的帮助和启示。     

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矫正：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当前向基层治理赋能和赋权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具体路向。以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等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然而因社会资本发育和存量不足而引致的治理主体间信任不足、社会参与网络尚未形成、社会规范尚不健全等问题已成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关键因素,为此,需从理念层面、结构层面、制度层面、工具层面增量社会资本,矫正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失灵。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分析

社会资本强调公民之间非正式的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些参与中的规范,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社会关系、合作网络、公共精神等。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以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的,而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则是以社会资本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政民良好合作就无从谈起,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也就难以实现。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存在着内在关系,加强社会资本的积累,构建社会资本积累与公共政策执行的互动关系,可以解决政府公共政策执行问题。     

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背景下农民家庭生计资本研究

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不仅是农民的个体迁移行为,更是农民家庭基于生计资本状况的理性选择,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以及物质资本对农民的非农化转移有着显著的影响,人力资本匮乏、金融资本不稳定、社会资本滞后、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孱弱,农民家庭生计资本呈现一定的脆弱性,这也是农民外出务工最直接的动因。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不仅是家庭生计资本状况变化带来的外延效应,也是提高家庭生计资本存量、增强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的必然选择。     

社会资本视阈下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治理

民族地区城镇化,不但需要加强法律保障及政策指导等自上而下的"硬制度"功能的发挥,还需要充分发挥包括信任、社会网络、互惠准则及共同规范等社会资本自下而上"软制度"的作用。社会资本是促进民族地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驱动力,社会关系是民族群众在城市就业、生活以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依托。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城镇化面临着多元文化融合适应、狭隘民族信任封闭性、缺乏互惠互利准则及共同价值规范等问题,干扰了城镇化的进程。培育适应城镇化的民族社会资本,搭建城镇化社会信任网络,重构各民族共生发展机制是实现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业资源共享以及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农民增收的金钥匙:优化分工与提升人力资本

农民增收难,根本原因是农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农民被排斥在较高端的分工与分配体系之外。优化分工、提升农民人力资本能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财富增长效应与财富配给效应。建议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区域内专业化分工;放开国内市场,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教育培训等公共品的提供,引导农民契合较高端的社会分工;鼓励农民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保障农民收益。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力市场综合治理:挑战与政策工具

实现高质量和充分就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为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治理带来了挑战,促使财富积累方向由资本转向知识,加快了劳动力外部化趋势,改变了工作的技能需求。这进一步造成社会发展不均衡、既有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和外部性风险加大。本文探讨了税收与转移支付、基本收入保障、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和再培训账户等政策工具组合的综合治理功能,并提出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增强劳动者对新技术的适应性、打造多方参与的劳动力市场社会治理格局和促进社区就业并重的政策建议,为增强劳动力市场综合治理能力奠定基础。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探讨

随着管理价值的彰显,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正变得日益重要。本文从公共伦理、价值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个角度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理论前沿问题展开讨论,从科学技术进步、公共职能流变、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功绩制、职业生涯管理等视角对当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面临的新趋势进行分析和探讨,旨在为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建议。     

经济增长、科技功能与中国实践中的融合策略——马克思学派经济增长模型显示的科技功能

经济增长理论中对科技进步的强调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地认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就不可能科学地论述科技进步在增长理论及模型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人手，建立科学的分析模型，并指导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践。     

培育第三部门：重建我国社会资本的理想路径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凝聚着有效和广泛社会资本的社会,它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自主、平等、信任、协调、合作和互惠的关系。第三部门作为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体现着社会资本的发展,有助于社会规范的建立和公共道德素质的培养。因此,要发展第三部门,建立公众的横向关系网络,培育民众之间的互相信任关系。     

社会资本与正义的实现

社会资本是倍受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与国家已不能也无力承担起正义实现的全部内容,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为正义实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使公民自觉并自愿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调剂,以实现社会经济平等;提高公民道德自律,确保公民自由的实现;并使社会拥有大量社会信任与自组织网络,增强社会合作,实现社会正义。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和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交往和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两岸人民行为的一种规则。本文是对社会资本理论在两岸关系理论应用的尝试，切入点是社会资本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构建之间的关系。要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赖于两岸之间社会资本的塑造，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也为社会资本的重塑提供了良好的机制。一个综合的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的社会资本培育框架是政府权威结合社团交往的上下良性互动。正是政府和社团组织的合作和互动，使得两岸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不断提升。     

以人力资本投资视角解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该文基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人力资本成因，并提出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设性对策。     

图书信息增值研究

图书信息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图书信息增值为切入点,初步构建了图书信息增值的模型,并深入探讨了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如何开发图书信息资源,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的需求,使图书信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值。     

A re‐examination of Lardy‐Donnithorne debate in the provincial context of Guangdong, 1949–1992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Lardy—Donnithorne debate in the provincial context of Guangdong. The study period is from 1949 to 1992.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dequacy of provincial capital investment is evaluated against its population and national income shares. Secondly, it examines the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perspective with capit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classified into central, ministry‐supported and local projects. Thirdly, it looks at the relationship from the financial perspective through a breakdown of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by sources of investment funds, that is, state appropriation, domestic loan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elf‐raised funds and others. Fourthly,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is scrutinized through the fis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Guangdong governments. Lastly, extra‐budgetary funds data, whenever available, are also analyzed.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in Guangdong have always been in dynamic and precarious balance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