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以社会组织撬动社区自治活力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行动取向。北京市通州区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州区社区社会组织从治理结构上具有内生性、自洽性和联结性的特征，从治理功能上表现出精准服务、社区整合、价值倡导和沟通政社的优势。社区社会组织基于对居民日常生活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的适恰结合促成了嵌入式治理，为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是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在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居民参与、维护社区稳定、培育社区文化方面可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价值引领,以专业能力保障功能发挥,以激发情感认同共建治理共同体等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理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正面临组织内生动力不强、服务供给回应性不够、社区情感动员力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应从加大资源支持和引导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情感认同培育等方面着力优化。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活力激发路径探寻——基于安徽省铜陵市的实证研究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类具有功能性、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制度环境的优化可以营造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氛围。安徽省铜陵市在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后,社区治理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从政府和社会组织两个层面探寻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活力激发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乌鲁木齐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本文在阐述乌鲁木齐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期推进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党建工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社区治理强调社区公共事务由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驻区单位、营利与非营利机构、社区居民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会认同,通过民主协商、资源交换、协调互动等机制共同进行有效管理,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党组织作为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应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出更强大的作用。     

社会组织如何助力“五社联动”破解动迁社区治理困境？——来自S市G区B社区的个案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动迁社区治理困境亟须破解,社会组织的介入如何助力社区实现有效治理成为值得探究的话题。基于S市B社区的个案考察,发现社会组织助力动迁社区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为：党政领导的注意力分配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契机,非结构项目机制下,社会组织借助政策创新、平台搭建、常态化机制等手段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和资源的整合。同时,通过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社区两委的核心枢纽作用保障社区自治的可持续性,最终构建出五社协同的治理格局,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社会组织的协力重塑了动迁社区的五社联动格局,国家与社会合作主义关系的建构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深层动力。     

试论发挥新疆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

社区调解是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目前,培养和增进社区居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强化社区的治理观念和组织结构,发挥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做好增强依托社区调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结合"硬法"和"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规范作用以及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法律人才支撑三个方面的工作。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实践证明,在中国的城市治理中,党建工作做得出色的社区,就能够取得共建共治共享的好效果。在推进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社区治理理论框架因缺失"政党"的维度,与中国国情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要把握凸显社区党建工作的引领性地位,从横向和纵向健全社区党组织体系,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思考——以上海徐汇区为例

在市场化改革的新时期,上海徐汇区社会组织获得了持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作为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徐汇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自身,又服务了居民,扩大了社会影响,但同时也遇到了政府支持不足、居民认同度低、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拟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对策。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     

提升社区自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探讨

社区是人们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基层社区"善治"的关键。分析影响社区自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因素,可发现其主要表现为社区治理工作涣散、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社区管理活动弱化及自治场地设施尚未健全等诸多方面。为此,要加强党对社区工作的领导、采取多样化的组织动员管理路径、多措并举筹集社区各类项目活动资金、着力做好社区规划与设施设备的配置工作,不断激发社区自组织活力,促进城乡社区成为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关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若干思考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充分认识当前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引导居民广泛参与、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深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本文以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社区治理中的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等相关问题,进而探索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发展途径,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向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医治社区行政化弊病的路径选择，愈发成为当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视角，“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区组织治理体系。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两种实践形态日渐耗散着现行社区治理结构与体系，带来了社区社会性资源内外区隔的困局，阻碍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社会化亟待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推动从分治到融合的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体系之变。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融合样态旨在型塑整体性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居民自治，更好地将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社会组织化与社区治理研究

在行政改革日益向社会治理模式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化是一个必然的社会内部结构变革的基本特征.而在社会整体的组织化格局中,社区组织化对于社区治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章以治理理论和社会组织化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阐述社区治理的本质和社区组织多元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介绍我国现阶段社区组织的现状,发现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培育社区组织和实现社区治理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