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必将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协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基层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任务,这是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目前,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日益走向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基层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以社会协同的基本理念为基础,以当前社会协同中的困境为切入点,力图构建社会协同的有效模型,寻求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社会管理创新范式：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协同治理强调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具有服务多样、灵敏高效等特点,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引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以协同治理应对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公民权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概括起来是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满足人民需求,要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维护社会公正等。这些重要论述无疑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思考——以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为例

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枢纽型社会组织以调查研究、指导咨询、交流合作、反映诉求等为主要功能,在政治引领、培育社会组织和领军人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资源共享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静安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具有时代特征、富有静安特点、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     

商会、协会协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以义乌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链接点的双重结构解体,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应对流动、异质化的公共社会治理,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开始形成.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功能,能够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拓展发展空间,促进社会和谐,切实满足非公经济人群政治和社会治理诉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激发社会和市场的活力,避免全方位"主管"或放任不管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提升商会、协会组织引领功能,健全异地商会组织建设和运行机制,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论风险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关系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实践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使得各类风险系数不断攀升,社会治理体系面对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剧增,有效地治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多元主义视域下多元主体间的互动与协作,为治理体系提供着整合善治的契机,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和焦点。《关系》一书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域系统论述了主体间性的伦理关系,对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协同关系做了系统的理论构想,不过亦侧重于提纲挈领的功用。因此,协同关系的经验型论证和协同效应的实践路径亟待我们后续的研究与探索。     

城乡统筹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模式与路径探究——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逻辑变迁

我国传统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运动的轨迹表明,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逻辑变迁顺应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战略趋势。人类政府治理由工业化及以前的“简单协作”上升为高频互动的“整体协同”。借鉴协同学理论精髓,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考察,我们认为,适合当前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理想模型,是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推动为主导,市场化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社会协同视角下共青团社会管理创新与草根志愿组织发展辩证关系之叙事考察——以河北402爱心社为个案

从社会协同论的视角看,共青团的社会管理创新与以青年为主体的草根志愿组织发展之间的互动过程顺应了党团关系与团青关系的新变化,实现了共青团自身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了草根志愿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亦得以促使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以及草根、社区、高校、农村、NGO化媒体等不同类型志愿组织之间在实践中形成了协同治理的伙伴关系模式,提供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急需的鲜活的基层实践经验。     

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的问题与思考

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是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社会自我管理的必然选择、是扩大社会管理参与度的重要途径.然而,对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的认识不到位、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不强、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却制约了社会组织协同作用的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的对策:深化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的认识,提高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健全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培育——基于“上城模式”的观察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和社会单元,同时也是城市管理体制中最基层、最基本的组织单位。现代化进程表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它们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是当前我国转型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新趋势,也是形成社会协同共治格局的新要求。上城区政府、社区、社会在协同治理中互利共强,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走出了符合时代特征、彰显本土特点的"上城模式",为社会管理创新补给了养分,引发出社会协同治理更深层次的观察和解析。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救援的现状、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突发事件应急体系正在转型,国家鼓励发展社会化应急救援。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在应急参与时能弥补政府的不足,发挥协同联动的作用。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救援时仍面临许多困境,因此需从健全法制体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培育、打通社社沟通渠道、深化政社协同联动等方面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救援。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理念变迁与路径思考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在治国理念和思维上一次重大的转变，是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新提升。理念上的变迁就必然要求新的路径建构。文章通过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一字之差的内涵解析，指出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最后，对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路径发展进行了思考：加强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为社会治理创造坚实的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蚋的消极影响,克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当今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完善法律法规与政策、健全社会基层管理与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搭建自主治理的平台、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这要求政府在加大社会建设力度、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这一目标中进行角色定位:推进全面社会管理,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人本服务;发挥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引导功能,促进社会自治,规范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建设多元主体共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在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着重把握战略方向,通过确立基本战略而实现对社会建设过程的引导。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考察——社会管理创新系列研究之六

"五位一体"是党的十八大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的总体布局,具有很强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对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来说,其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引领我国未来社会管理领域向社会协同治理方向迈进。     

社会组织建设中的政府影响探析

市场化的进程客观上加速了政府职能转变,影响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范围、方式与效果。政府治理的分担与协同特质决定了政府的有限性。中国政府职能从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为社会组织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资源和制度基础;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加快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方向转化、有助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