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同时也存有巨大的社会风险。它或是“技术—经济”决策导致的风险,也可能是法律保护的科技文明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一社会风险具有共生性、时代性、全球性的特点。同时,智能革命对当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秩序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民事主体法、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交通法、劳动法等诸多方面与现有法律制度形成冲突,凸显法律制度产品供给的缺陷。对于人工智能引发的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有必要采取风险措施,即预防性行为和因应性制度。面向未来时代的调整规范构成,应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规制为主题,形成制度性、法治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包括以安全为核心的法律价值目标、以伦理为先导的社会规范调控体系和以技术、法律为主导的风险控制机制。借鉴国外经验,立足本土需要,当前应尽快出台 “国家发展战略”,及时制定“机器人伦理章程”,适时进行机器人专门立法。     

论宪法程序的价值功能

现代社会宪法程序是社会共识建立的权威机制,它特有的内外部结构能够促使在意见的充分陈述、交涉、辩论、沟通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集中,从而形成普遍可接受的政治决策。我们可以从法律运作、政治行为的规范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等方面确证宪法程序的这些价值功能。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反洗钱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城市发展等领域提供了大量投资和融资机会。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既有发达地区也有发展中地区,法律制度和社会背景也不尽相同,这都会导致复杂的政治、经济、商业环境和法律风险。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领域之一是如何加强执法力度用以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洗钱活动。受内部治...     

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决策法律机制

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的新要求,对现有的法律理念与实施机制提出了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要求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在法律上必须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确定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的顺序。环境法在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方面肩负着使命与责任。《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在回应生态文明建设新需求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还需要进一步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和制定新法的方式,健全综合决策的环境法机制。     

城市管理领域暴力抗法案件凸显城市管理四大难题

城市管理是指以城市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对象,以城市基本信息流为基础,运用决策、计划、组织、指挥等一系列机制,采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围绕城市运行和发展进行的决策引导.规范协调、服务和经营行为.本文以笔者所在检察院为视角,着重探讨城市管理领域暴力抗法案件凸显的城市管理难题.     

通过算法审计规制自动化决策以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为视角

自动化决策并非纯粹的技术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由社会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构成,其引发的风险具备社会性,有必要进行规制。以个体赋权、信息规制、技术问责为代表的传统规制路径缺乏社会技术思维,容易陷入“破损谬误”泥淖,难以因应自动化决策的风险与挑战,无法有效实现法律及伦理规范提出的规制目标。算法审计作为一种社会技术方法,能够很好地契合自动化决策的社会技术系统属性,具备诸多方法论优势和国际实践经验。从建构社会技术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根据审计学的一般原理,我国可以从规范指引、实施主体、方法选择和实施结果四个方面推动算法审计实现制度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基于场景的算法审计,实现可信赖的自动化决策。     

风险、治理与法治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律师参与政府决策的工作探讨

政府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各项事业的成败、政府的形象。因此，为加强政府决策的合法性。权威性、可行性，律师参与政府决策提供法律依据，依法维护政府的合法权益，是十分必要的。现就我们在参与乡镇人民政府、县区人民政府决策工作实践中的体会，提出拙见，共同探讨。一、律师参与政府决策工作的实质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参与政府领导的决策是一项高层次的法律服务，也是上层建筑内部的一种活动。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时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法律和一定的社会…     

科技法律责任的特性与制度优化

科学技术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科技风险.在风险社会中完善的科技法律责任对科技社会法律治理、科技法律体系化建设、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突破、科技强国建设以及科学技术标准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现有主要科技基本法律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科技法律责任体现为三大传统法律责任的综合,且其中行政法律责任占据主导地位.风险社会,行政法律责任主导的科技法律责任制度并不足以有效应对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科技风险,致使无法实现科技活动的有效法律治理.为此,建议转变传统的行政法规制的科技立法理念,引入私法自治理念,加强科研人员权利保障.与此同时,为全面促进科学技术活动中的科技法律责任制度建设,建议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以及成果应用等各个阶段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化和专利许可的控制策略,以对风险社会中的科技法律责任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实现科技法所具有的调整科技活动的根本价值目标.     

论法律对思想的影响

虽然法律不调整思想,但法律能够对人们的思想世界产生非调整性影响、价值取向方面的影响和结构性影响。法律通过对价值认识、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活动的深刻影响,规定了人们的思想内容、思想方式和思想决策,进而制约了人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意识。集中体现社会价值认知的法律概念体系能够影响社会主体的思想知识和思想认识,集中反映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法律原则能够影响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意识,系统表达国家价值选择意志的法律规则体系能够影响社会主体的思想动机和思想决策,因此,法律系统能够影响法律思维模式的培育、社会价值观念的整合和主流法律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确立。我们应该通过法律知识的社会化影响社会主体的思想认识,通过法律价值观念的社会化影响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通过法律思维方式的社会化影响社会主体的思维模式。     

知识与合法性:风险社会的行政法治原理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作为回应,风险规制活动广泛兴起。然而,"面向未知而决策"的特点,意味着政府往往需要在知识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即采取规制行为。这导致法律对行政的约束软化:通过授予大量的裁量权和放松比例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面对这一扩张了的行政权,可以考虑采取一种程序主义的进路,使决策建立在对已有知识充分探索和审慎考量基础上。其中,又特别需要注意妥善处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试论行政领导决策机制缺陷及其应对之策

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决策权力单一集中、决策权责分离、决策程序不规范、决策监督的缺损。这种缺陷主要源于行政决策思想和决策思维方式的落后、对民主决策认识的欠缺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缺损。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转变决策思维方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权责法律机制。     

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可能与限度

利用人工智能的推理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以及建立海量且有效的法律知识库，算法有可能接管司法决策。目前已经获得广泛应用的法律信息检索系统、法律专家系统皆属辅助型法律智能系统，它们的研发和使用为决策型司法智能系统奠定了技术和经验基础。然而，要使司法决策成为可能，人工智能必须在运用法律推理、掌握法律语言以及深度学习经验性知识方面取得决定性突破。人工智能司法决策必然要求重新审视法律推理逻辑，重构审判责任理论，重塑法官职业身份内涵，甚至改变司法决策过程中人机互动的关系格局。为了避免变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须划定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模型建构的限度。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应符合国际通行的技术安全标准，介入应以司法公正为价值追求。通过构建合理的算法规则机制，对算法不透明性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约束。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开展“邀请万家企业参加免费法律体检”大型公益活动

为迎接建所20周年,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开展"邀请万家企业参加免费法律体检"大型公益活动,惠及企业,回报社会。本次活动的宗旨是:"免费法律体检,排除法律风险,发挥律师作用,健康长久发展"。积极践行律师的社会责任,是岳成所律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岳成所始终重视发挥律师宣传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     

正义：我国行政决策的理性诉求

作为行政管理活动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行政决策解决了政治资源的定位和分配,从而决定着行政管理活动的方向及方式取舍,并以其特有的权威引导和保证社会发展的方向。政治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原理要求我国的行政决策必须坚持正义的理性诉求。但由于权力寻租的存在,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以及行政决策的技术基础不够理想,我国部分行政决策的正义性明显不足。要增强我国行政决策的正义性,必须从根本出发,完善行政决策的制度基础,提高行政决策的技术基础,扩大行政决策的社会基础。     

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诸如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主要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性"风险。如何克服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先天性缺陷和潜在危机,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寻求风险治理机制,是国际知识产权界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治理必须秉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权利观念与责任观念统一、法律控制与技术规制统一等理念,并通过传统知识保护、公共领域保留、开放存取及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创新奖励等制度的替代和补充,形成一个应对风险社会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是应对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举措,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变革路径。     

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原因及对策

如何科学地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使企业在法律风险最低的前提下,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企业经济活动中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企业法制建设的紧迫性和使命感。     

自动决策算法的法律规制:以数据活动顾问为核心的二元监管路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以自动决策为特征的算法被广泛使用，这也使得算法透明化的目标愈发紧迫。强制公开算法路径、验证或认证算法路径、个人算法解释权和算法结果控制等都是对算法监管的有益探索，但或因有违基本的制度期待，或因适用范围有限，而无法成为算法监管的有效手段。算法监管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社会子系统，应当通过数据活动顾问这一“接口岗位”实现系统间的结构耦合，从而借助系统间的协力有效监管算法活动。有鉴于此，我国应当设立以数据活动顾问为主、数据活动监管局为辅的二元算法监管机制:数据活动顾问从企业内部对算法的设计、使用和评估进行陪同控制；数据活动监管局则从外部对数据活动顾问提供必要的援助和监督。     

创新社会管理的立法机制

加强社会管理法律建设是时代的发展需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创新社会管理应当首先创新社会管理的立法机制,包括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立法的评估机制、完善立法供求的整合机制、创新立法动力的引导机制、完善立法决策的民主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范式下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协同治理

伴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环境冲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风险社会治理范式下,我国环境冲突的风险表现为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其中现实风险包括健康风险、灾害风险以及经济风险,而潜在风险表现为由环境冲突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引发的政治、法律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后果。而在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态势,因而必须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推进行政改革、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完善法律制度等手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众的主体作用,提升并保障协同治理的实效与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