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研究

享有立法变通权的主体是谁，应该是立法变通权制度设计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排斥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主体地位显然有违法理，吸纳人大常委会为行驶变通权的权力主体和增加立法变通权的程序性规定及扩大立法变通权的变通范围，是调动民族自治地方进行变通立法的积极性和降低立法成本的重要举措。     

宏观调控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权

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自治机关对未授权变通的宏观调控法享有变通权．不仅有其法律根据，而且在实践中也只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章进一步对行使变通权的自治机关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随着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意识的增强，为了维护宏观调控法的普遍性，不弱化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同时又能使变通权得到尊重和保障，自治机关行使变通权必须遵循一定的审批制度。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变通权

法律变通权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重要体现.它对我国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律变通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定法律时的变通权,二是执行法律时的变通权.必须从立法上、制度上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法律变通权在民族自治地方才能真正得到充分、完全的行使,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权之文化维度

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权是我国在立法分权层面对"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作出的制度性安排,使得国家基本法律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实现了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笔者从文化学学科维度,剖析该制度设计的机理.以证成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模式的合理性.     

论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立法变通权——以《立法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和监督制度为中心

《立法法》至今已出台十三年,其中规定了少数民族自治区行事立法变通权以及对其具体实施情况予以监督的规定.这些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发挥“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管理自己本行政区域内事物”的作用,但是仍然因权限划分不明确、监督制度不到位等问题,限制了自治区立法“变通权”作用的发挥.本文将围绕《立法法》对自治区“变通权”的权限划分和监督制度展开评述和分析.     

减刑可否撤销问题的思考

减刑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是刑罚矫正功能的变通实施方式。目前,减刑裁定作出后,罪犯故态复萌的现象大量存在,成为监狱管理的难题。以成都市服刑人员冯某减刑裁定被撤销为例,分析减刑裁定的不可撤销性,提出应对罪犯改造滑坡现象的制度对策。     

农户联保贷款制度的博弈机制及其完善

农户联保贷款制度是一种将农户置于特定的还款博弈机制之中的信贷制度。从理论上讲,通过农户之间、农户与信用社之间的博弈,该制度能有效解决农户不守信用、还款率低的问题,使农户和信用社之间达到“双赢”。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此种制度的执行结果与理论结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要使该制度充分发挥其制度绩效,应对现行的联保贷款制度作适当的变通,并辅以制度外的其它配套措施,以更好地促进联保贷款制度的成熟与发展。     

浅析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的“变通”问题

对特定法律以及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进行变通,是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利。本文从民族立法的角度,对立法中的"变通"问题(为陈述方便,笔者称此为变通权)作一些探讨。一、变通权的法律依据变通作为一项     

乡村潜规则形成的惯例化——湖北HL艾滋病村庄的实践

乡村精英通过对政策的选择性解释与灵活的示范策略,在反复的实践行动中,使社会群体间偶然的示范—回应行为模式化为乡村的潜规则。与学界提出的制度变通和通变机制不同,这些潜规则的形成和维续过程嵌入村庄内生的秩序之中,是乡村非正式制度的衍生物,只对特定的群体起规范作用,有着明显的组织和群体边界,也不可能转化为正式制度。     

对我国宪法监督模式借鉴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思考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历史渊深,理论基础雄厚,再加之实践性强,对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有着无可比拟的借鉴作用。但根据我国国情,完全照搬是不可行的,有些可直接适用,有些则需要根据中国的情况适当的变通。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变通补充权的法律保护研究

对法律法规进行变通或补充执行是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的重要内容,落实变通或补充法律的自治权对于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建设全面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保障作用.为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或补充法律法规自治权的有效行使,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了专门保护.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变通补充权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有效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变通补充权,必须加强法律法规的多重保护.     

刑法变通缺失语境的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司法路径

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规定至今尚未出台.为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特定案件无法可依的状况,在现行法律原则和制度框架内,以习惯法实现罪刑法定的出罪机能,发挥能动性司法,准确理解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的理念并建立相应的运作机制,适当引入判例制度,是实现民族地区个案公平与正义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过程中,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变通思维方式和艺术。坚持因时因势而变,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有理有据的适度变通,是邓小平变通思维方式的突出特征。     

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的理论困境与应对策略

由省级人大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需求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是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刑法冲突的法定路径。但由于理论界对刑法变通权的性质、边界及变通规定的效力范围等基本理论缺乏统一认识,对与国家刑法存在冲突的习惯法的本质特征、生存样态及其对该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可能造成的影响,对民族自治地方内部的多民族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习惯法的多样性等客观事实缺乏足够重视,没有形成一个合理而有效的理论来指导刑法变通实践。为此,应以澄清理论界对刑法变通权的性质、界限以及刑法变通规定的效力范围的模糊认识,系统把握民族自治地方内部习惯法的多元性现状,深刻理解各民族习惯法的生存样态及其对内部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可能影响为重点,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工作,以推动与保障个体人权的宪法要求相符合、能够有效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的习惯法冲突的以立法路径为主导、以司法路径为补充的法律变通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社会诚信问题怎么看

当下我国社会诚信问题诱发的根源,不仅有道德,也有制度．不合理的制度以及制度不管用,都会诱发非诚信行为。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其规定合理与否至关重要。一旦制度规定不合理。就会“诱逼”虚假失信行为,产生大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变通”现象,导致“集体性”非诚信行为泛滥。另外,制度失效也会诱发不诚信行为。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对非诚信行为不能实现严惩,消解的是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瓦解的是社会成员的法律信念和信仰：社会诚信建设,不仅仅是社会诚信教育、     

论传统民俗文化的变通——以江苏传统民俗为例

民俗文化正面临着多元文化形态、发达网络信息、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冲击,传统民俗正发生变革迁、变革,乃至消失。传统民俗只有经过变通,适应潮流和当下社会,才能长久。传统民俗变通可从变通的主动性、内容的时代性、语言的普适性、艺术的创新性四个方面体现。通过变通,传统民俗可取得相应社会效应：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传统民俗;有利于丰富民俗文化的内涵;有利于传统民俗焕发新活力;有利于激发群众参与的兴趣。     

新时期中国民主进程与“通三统”问题

在中国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同时,如何面对既往的历史传统和现有的制度、文化结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对中国以及西方世界政治文明变迁中形成的优秀传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根据本国当代实际情况进行变通,才能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科举制度：由改革到废止

科举制是怎样被彻底废除的？这经过了由改革到废止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变通科举、分科递减到彻底废除这几阶段。变通科举是在保留科举体制的前提下适当变通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还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等人即主张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定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定牟军“变通”，《辞海》的解释为：“灵活运用，不拘常规。”变通运用于法律中，则要求法律在具体操作实施中，在坚持法律基本原则与精神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变通适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有着地域和民族成分差异的国家，都有在实施法律的过...     

“局部空转”的表征及病灶

从"局部空转"的表征来看,象征性治理使基层治理陷入踢皮球式的空转怪圈;选择性治理则对那些"于己不利"的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弱治理能力;规避性治理常见策略主要有忙而不动、隐瞒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变通性"治理往往遵从并衔接原有制度原则,通过正式程序中的非正式程序搞"变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