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针的变化

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博古、李德等人,开始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继之实行军事保守主义,致使形势越来越严重。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狭小地区。这时,他们又被敌人的其势汹汹所吓倒,变成了军事逃跑主义,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萧劲光与李德的斗争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是与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瞎指挥分不开的,那一次萧劲光险些成了他们错误军事路线的牺牲品！几年之后,当萧劲光作为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奉命对反动顽匪进行军事清剿时,那个李德又出来想要“指挥指挥”,但结果,他没能把萧劲光指挥动！     

从遵义到苏联:李德在华后期活动考察

正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华夫,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引起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但博古、李德不认真吸取教训,改变错误做法,反而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了严厉批评。     

毛泽东给王震讲“三国战术”

1934年1月，中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王震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团党支部书记出席了大会。他这次来瑞金，还有向中央汇报湘赣苏区军事工作，讨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的任务。此时，王震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共临时中央和李德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强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完全抛弃了毛泽东在实践中给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结果使红军很快陷入被动地位。湘赣苏区的情况也是十分令人…     

彭德怀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上篇)

北上就敌力避损失1933年9月底，国民党蒋介五在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以后，集中50万精兵（主要是蒋的嫡系部队），分路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规模空前而残酷激烈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此时的中央苏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以博古为代表）已经发展到在党、政、军中居统治的地位，完全排斥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战争开始前夕，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情报人员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博古的纵容下，李德独揽了中央军委和红军战争的指挥大权，既脱离实际，又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述评

从一九三○年底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五次“围剿”。除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失败外,其余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这次战争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红都特使“血战帽村

1933年秋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残酷“围剿”,由于红军中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博古等一反过去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新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红军损失     

肖劲光与“黎川事件”

李德（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这样写道：“第五次反围剿中，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忙撤退，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事装备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正是根据这一“罪状”，对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在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实行了“公审”。这就是发生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起重要冤案“黎川事件”技川城厂，肖劲光两度“败北”l优3年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黎川3降为战略要地，成为敌我双方争…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画说长征（四）——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

1935年1月,党中央进驻遵义后,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右”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     

南堡战役旧址寻访

<正>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接连遭重大损失,彭德怀坚决抵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利用山区有利地形,指挥红军机动伏击作战,给敌人以痛击,南堡战役就是其中之一。鏖战南堡痛击顽敌南堡村地处资溪县西北隅,三面环山,村西一片宽阔的稻田,呈口袋形,是资溪通往金溪、南城的交通要道,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军事要地。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亲自在南昌设     

绝密情报促使“三人团”决计提前突围长征

1934年9、10月间,由于王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局已定,只剩下突围远走一条路了.然而,红军赶在10月中旬夺路突围,而且是惊慌失措般地逃跑,这里除了军事上处于劣势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中共决策层获得一批"绝密情报",于是决计提前突围,以免被敌人团团围住而不得脱身.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

李德来中国前,仅有两次简单的军事经历,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把他请到中央苏区的,并在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成为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李德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独立房子"里按着地图指挥战斗,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长征的初期,他采取了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再次使中央红军损失惨重。黎平会议最终否定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     

彭德怀怒斥“洋顾问”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左”倾错误领导人为保卫苏区北大门,组织了临时野战司令部,博古任政委,“洋顾问”李德成为实际上的总司令。 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趋严峻,广大红军指战员感到十分不满,然而,迫于博古、李德的威势,大     

彭德怀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下篇)

上书军委慷慨陈词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多次进攻作战，均遭挫折。这使彭德怀对李德的指挥由怀疑而感到不满了。他发觉李德极少上前线，只是躲在他的“独立房子”里，凭着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指挥作战。而那种地图还是北洋军阀时代留下来的，对这一带地区只是间测，根本没有实测过，有的地方连方向都不对。李德在图上划线指挥，部署部队，不容许改动，而且，中革军委的指示、命令和部署，常常是越过方面军总部，直接下达到各个军团，前方指挥常因此失调。这种领导方式完全“抹杀了”“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③。特别是1934年1月六届…     

攻克沙县 控制“棋眼”

1933年3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决定把红一方面军一分为二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从福建和江西两个不同方向出击敌人。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三军团和红十九师组建东方军人闽作战。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等两度率领东方军主力攻占、解放沙县，使沙县成为中央红军开展东方战局的战略要地。尤其是1934年1月的沙县县城攻坚战，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活动概述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已十分危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派遣红七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到敌人的深远后方,推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     

牛田行营反“围剿“的历史经过

1932年11月至1933年12月间,周恩来、朱德为粉碎敌人的第四、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曾在光泽县华桥乡牛田村陈家排设立指挥所、兵站,并设有红军医院和枪械所。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朱德按照毛泽东的军事原则,指挥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建立了将(乐)、     

试论朱德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并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错误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传统说法是,毛虽然人不在,但其思想在。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笔者认为:一个如此大的战役,仅仅是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朱德、周恩来等英明的指挥员,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以及战时的机动果断措施,要想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