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的定义及其规律性认识

在国内外，犯罪学的定义没有获得统一，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犯罪学定义。文章全面地陈述了国内外各种有代表性的犯罪学定义观点，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其定义的三点规律性认识：对犯罪学定义时在不同程度上对于犯罪学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明确或概括；在犯罪学的定义中或明或暗地突出这门学科的独特的方法论或方法；在犯罪学定义中从不同的维度强调了这门学科的知识属性。     

犯罪学基础理论转型与反思——犯罪学基础理论的反思与发展

犯罪学基础理论是关于犯罪学产生与发展的根本之系统知识，在学术上属于学的范畴。我国犯罪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晚于西方，其学科设立的时间较短，这使我们成了后行者。我国犯罪学研究具有如下问题：其一，作为后行者有学习、借鉴先行者的条件，但往往也会造成惰性。我国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不少有连篇累牍地摘引、照抄、“言必称希腊”的现象，这是研究惰性的反映。其二，重术轻学，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理论是毫无价值的空谈。其三，犯罪学研究在广度上有偏重社会科学、忽视自然科学的倾向，在深度上有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弊病。其四，研究成果重表述形式，轻思想内容；重数量，轻质量。其五，没能吸引和有力组织多学科、多方面的人才参与研究。犯罪学基础理论的发展需要开阔视野，拓宽领域，打破传统的刑事科学应用学科主流观念的束缚。犯罪学学者应向非刑事科学领域学科挺进，以便对犯罪学基础理论提出有创辟胜解的诠释。犯罪学研究机构应大力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建立健全研究载体，重视争取主政者与权威人士的参与和支持。     

犯罪学基础理论的反思与发展

犯罪学基础理论是关于犯罪学产生与发展的根本之系统知识,在学术上属于学的范畴。我国犯罪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晚于西方,其学科设立的时间较短,这使我们成了后行者。我国犯罪学研究具有如下问题:其一,作为后行者有学习、借鉴先行者的条件,但往往也会造成惰性。我国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不少有连篇累牍地摘引、照抄、"言必称希腊"的现象,这是研究惰性的反映。其二,重术轻学,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理论是毫无价值的空谈。其三,犯罪学研究在广度上有偏重社会科学、忽视自然科学的倾向,在深度上有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弊病。其四,研究成果重表述形式,轻思想内容;重数量,轻质量。其五,没能吸引和有力组织多学科、多方面的人才参与研究。犯罪学基础理论的发展需要开阔视野,拓宽领域,打破传统的刑事科学应用学科主流观念的束缚。犯罪学学者应向非刑事科学领域学科挺进,以便对犯罪学基础理论提出有创辟胜解的诠释。犯罪学研究机构应大力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建立健全研究载体,重视争取主政者与权威人士的参与和支持。     

犯罪学学科基本问题的再探讨

中国犯罪学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学科自身定位不清,导致犯罪学研究长期徘徊在学术边缘。犯罪学是一门以犯罪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虽然与许多学科都有关系,但它在社会科学体系中与社会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综合国内外犯罪学的学科发展现状,犯罪学应定位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只有解决了理论自足性问题,犯罪学才有可能成为独立的基础性社会科学。     

犯罪源头 学科体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亟待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中心内容,是论述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当深刻认识我国转型期社会的特点,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滋生的号召落实到实证研究上来.在现实主要问题研究上,充分发挥犯罪学的社会功能作用,同时亦逐步完善学科自身的构建,使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古代犯罪预防思想与西方犯罪控制理论刍议

犯罪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中国古代的前贤先哲们就有许多关于犯罪预防思想的精辟论断。而作为一门学科，犯罪学发端于西方，中国古代犯罪预防思想与西方犯罪控制理论既有较大差异，又有很多内在的联系。当前为解决西方犯罪学在我国的本土化问题，就有必要把我国传统中有关犯罪的思想融入到西方犯罪学理论中，进而为西方犯罪学在我国的本土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历史链接。     

青少年犯罪研究之学科化：回顾与反思

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学科化肇始于1980年，并且在80年代已经初步定型。1987年12月所出版的曹漫之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一书是青少年犯罪学科化的重要标志，该书基本确立了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的学科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未能被超越。不过，就作为一门学科而言，青少年犯罪学仍然是很不成熟的，甚至其生存也是堪忧的。     

犯罪学学科定义的再探讨

犯罪学定义的长期争论不休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关键是从中梳理出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从而找到科学界定犯罪学的思路与方法。就学科定义的常规来看，综合犯罪学是不能成立的，犯罪学是一门研究犯罪现象及其规律性的社会科学，关键是正确理解犯罪现象及其内在的层次与结构，区分犯罪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从而揭示出犯罪学的学科任务。     

法学和犯罪学在美国的不了情

在中国，法学和犯罪学似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在美国，尽管犯罪学和法学在历史上有过眉目传情的时期，犯罪学却始终没有成为法学的一部分，而根植于行为科学，先成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而后独树一帜。本文从美国的法律制度入手，论述为什么犯罪学没有成为法学的一部分，进而讨论美国犯罪学的发展史：从安身立命于社会学，到急速发展，到独立门户的过程。最后本文预测，犯罪学在新世纪里会继续沿着已形成的传统，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自然学科汲取理论养分，但将保持独立，形成一门研究犯罪问题的交叉学科。     

性恶的证据

从犯罪哲学的维度来看，犯罪学是以人类的本性作为她的哲学前提，对人的本性所做出的判断也是某种特定犯罪观的核心内容。在西方这个问题早有定论，而在中国犯罪学界这个问题虽然至今没有解决，也一直没人想找到一个公论。浏览早期的犯罪学成果，中国犯罪学很自然地沿袭了儒家“性本善”的思路，在罪因论和犯罪控制方面的研究，其人性论前提都是含混不堪的。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