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子民”到“公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一般而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体系由三部分构成:伦理道德的理念系统;伦理道德的范畴系统;伦理道德的辅助系统。正因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体系采取了最具稳定性的“鼎足而立”的方式,其生命力极强,普泛性极广,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其目的就是培养出一大批“子民”,以实现封建社会的和谐。而现代中国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长期生活在血缘血亲关系之中、一切规则皆由传统与习俗而定的“农民”转变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这是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关键之所在。     

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中的“有为政府”

政府与市场之关系渊源既久，关涉亦广，时下在数字经济中亦不断拉锯。不过，政府与市场之定位不再是“多少”之争，而是政府如何在数字经济主体多元自治与复杂经济事实中更好地发挥“有为”之义。具言之，政府在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优化改革中落入进退失据的现实之惑，不仅因治理手段单一而难以为进，而且因职责履行担当所在而难以为退。鉴于此，应从优化公共政策供给、深入市场化改革、补足公共物品供给、建构激励与规制机制、风险防控治理几方面重新锚定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培育优化中的“有为政府”，回应营商环境优化改革的时代需要，尝试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实践指向与制度生态。     

“中国梦”之“特色”情结

“中国梦”现在已经成为时下中国流行焦点、热点论题.“中国梦”是华夏儿女共同的期盼,是炎黄子孙齐心奋进的主线.紧紧围绕“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当代价值,深入研判“中国梦”的价值之维、哲学之维、实践之维、理论之维、民族之维、时代之维六个方面主旨要义,突显“中国梦”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而“特色”情结更是贯穿“中国梦”的始终时代标识.努力挖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先秦儒家权力观“富强”“限权”思想及其时代观照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中国式富强的逻辑思路,先秦儒家同样面临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先秦儒家权力观之“大同”“富民”等思想与富强意涵不可分割,其在尊奉以家拟国天子权力与封建制度的同时,又竭力维护家庭组织与血缘族亲的权利地位,其目的在于依靠温情伦理约束统治权力而造福百姓。先秦儒家权力观同时强调规范权力运行,督问统治责任,其在使用限度与目的向度上都提出独特的治理方案,以督促国家追求富强而利国为民。囿于时代变局与方案和缓,先秦儒家未能将“权”“治”设计落实为富强为民的最终目标。观照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审思儒家权力观并非苛责古人,而是考量现代化推进对儒家富强观的逻辑借鉴,明确重视人民权利的中国式现代化比之儒家富强构思的异同与超越所在。     

今天,我们如何“正读”《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冕”“百世谈兵之祖”,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那么,该怎样来阅读和掌握这部成书于2500年之前,仅仅六千言左右篇幅的旷世兵书呢?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长期以来,《孙子兵法》都是备受人们关注的经典,是人们学习兵学的重点之所在。     

有“畏”方能有“为”

敬畏，是对人对事的一种态度。常言道：官有所畏，业有所成。领导干部保持敬畏之念，不仅是一种人生智慧，更关乎党性修养和作风品行。邓小平同志曾说，共产党员“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所谓“怕”，就是敬畏。实践证明，那些所谓天不怕地不怕的领导干部，即便现在不出问题，也难保将来不出问题；即便在这个地方不出问题，也难保在别的地方不出问题。而那些时刻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自觉做到防微杜渐的有“畏”之人，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正所谓，当官之人，有“畏”方能有“为”。     

“忧”之切 “思”之深——试析邓小平同志特色理论形成的思维过程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理论的形成,展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精神的第二次飞跃。同时也展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的思维过程。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其中饱含一个“忧”字,忧国、忧民、忧军、忧党、天下之事无不忧心;充满着一个“思”字,思国、思民、思军、思党,思考之全形成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以“忧”而求“思”,“忧”之切而“思”之深。正因为他“先天下之忧而忧”,“沉于思考”,时刻关注国家命运,人民利益,军队发展,党的建设,才敏锐地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善于继承前人,又敢于突破陈规,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从“立法中心主义”到“执法中心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清晰可见。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新蓝图．．在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法治设施逐渐完备的基础上，四中全会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法治时刻”。如何经由形式法治实现实质法治？如何发挥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如何从法律大国转变为法治强国？中国又一次站在了法治转型的历史新起点。     

“一把手”怎样“解脱”自己

同为“一把手” ,有人洒脱有人忙。洒脱者 ,容光焕发 ,游刃有余 ;忙乱者 ,焦头烂额 ,烦而至极。烦之所在 ,家里有人等 ,路上有人拦 ,会场上有人找 ,办公室有人缠……凡此种种 ,大有难以招架之势。如何做到忙而有序 ,忙而有效 ,忙中有闲 ,既当一名称职的领导 ,又做一个洒脱的“一把手”？笔者以为当以创造环境为首要。“锁定职能”法。一把手工作职责、主攻方向锁定在什么位置 ,取决于其所属部门的职能、职责。要做到工作业绩突出而不碌碌无为 ,当首先界定一个部门的主要职责职能和工作目标。“分工负责”法。俗话说“实在的领导自己干 ,精明…     

“班组意识”在管理中的作用

“班组意识”是保安队员执勤上岗中，队员对自己所在班组集体的一种责任感，能够时刻将自己的言行与班组集体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觉意识。班组作为保安公司最基层的组织，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将全体员工划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上至经理，下至一般队员，无一不在某一个特定...     

先秦儒家视域中的“理”与“欲”

“理欲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上重要内容之一。2000多年来，思想家们在理欲关系上是非争鸣。以孔孟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在“理”与“欲”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的“欲而逾矩”、“以礼节欲”等思想，不仅是后世“理欲之辩”的理论基础，对于解决困扰现代社会的人贪欲过重的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禅宗与净土宗的“合”而不同

净土宗和禅宗源于大乘佛教，坚信众生同具佛性和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极力追求众生平等、普渡普救，社会最底层、最多数的芸芸众生都可以成佛。这些理念与中国之“自然平等”思想和儒家的“人世”情结相通或互补，成为其在中国盛行不衰的根源所在。然而，他们在人性理解上存在差异，并因此导致他们在成佛方式上的差异。只不过这些差异，还不至于影响到“禅净合流”的脚步。     

“物”的解析：以黑格尔与王阳明为中心

常识告诉我们,“物”即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之交道的这些可感事物,而古时哲人对此却有颇多的看法。历经了事物由什么构成、会变成什么以及追问事物何以成其为该事物的过程。黑格尔“物的辩证法”充分讨论了物及物性的差别,物是“自为”存在和“为他”存在的矛盾集合体,而中国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则从“意之所在便是物”的角度认为,物即是客观实在,也是价值上的存在,从而展现了东西方的差异。     

对“韬光养晦”的哲学审视

摘要：本文简析了“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并结合《孙子兵法》的相关论述,指出中国必须全面审视、理解和坚持“韬光养晦”策略,并要正确认识到“韬光养晦”相较于一种手段更是一种价值。该文认为,破除激进主义的简单思维,破除盛世的迷梦,冷静地正视,有效地反击,运用东方文明的智慧,从而最大限度地突破围堵,为国家的和平发展营造最佳的战略环境,才是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所在。     

开辟现代化的“绿色通道”

朱铝基总理4月访美，促进中美关系的新发展。这使我联想到去年六七月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曾邀请7名中国民间环保人士在桂林举行了一个圆桌会议，讨论中国的环境问题。我所在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事先，我们一起商量到底说些什么。梁先生说，外国人最常提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是水。必须自己拯救自己中国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中，对民族的生存威胁最大的确实是水的问题：水资源短缺、水污染、水土流失。近年来的黄河断流，太湖、淮河、滇池的污染…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分野

自雷默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以来,“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讨论的热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有何相同和相异点。是否完全同一,能否并如何区分之以使我国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之分野,驳斥了中国发展将对世界产生不良影响的诸如“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提出正确理解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意见方法。     

“大党独有难题”之辨析与破解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时代课题,系统分析这一课题的内涵、成因和破解之道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的理论任务。在“分析—综合”思维中,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是“大党”“独有”“难题”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联的体系。在系统论视域中,大党独有难题的成因是党的系统要素、系统规模、系统结构、系统环境的综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针对这一成因,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是大力培育“大党”以化解其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矛盾,持续破解“难题”的生成、质变与演化机制以实现“独有难题”向“独有优势”转化。系统、辩证、精准地分析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既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又有助于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邓小平“严打”思想研究

邓小平“严打”思想从战略高度论述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怎样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辩证地解决了开展“严打”斗争与坚持法律原则的问题,促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邓小平“严打”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治本之道。     

谈谈“中国意识”——兼谈“台湾意识”

当前“台湾意识”已成为台湾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近年来在台湾,关于“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所谓“中国结”与“台湾结”)纠葛的讨论已闹得沸沸扬扬。大陆上介绍、评析、论述“台湾意识”的文章也日渐增多,且多少涉及到“中国意识”。因此有必要廓清“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真正涵义,指出两结之争的实质,探讨如何“解结”的问题。有人把“台湾意识”视为一种地域性的乡土意识,好象在整个中国之下,有着与之等同的诸如“新疆意识”、“上海意识”、“苏北意识”等等。也有人把“中国意识”看成是祖国大陆人民所具有的意识,“因为在台湾的人民,无论台湾本地的,还是从大     

分论皎然的“境”与“意”

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学思想其论述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细致都远远超过当时纷繁驳杂的诗格类著作的水平。其对于“境”与“意”的精准阐述在中国传统诗学史上影响深远。此种对“境”与“意”的分别论述更为清晰地显示出禅、玄理论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生发意义,并进一步呈现出中国诗学中意境理论的初始状态。分别考察皎然的“境”、“意”理论可以一窥唐代诗学,乃至中国传统诗学的若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