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潜规则问题的伦理思考

社会潜规则是指那种暗地里通行、起到实际作用但又见不得阳光、上不了台面的行为规则。社会潜规则具有隐蔽性、不正当性、排他性、伸缩性等特点。社会潜规则破坏了社会道德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并导致主体道德人格扭曲。人情伦理的负面效应、制度伦理的缺失以及道德建设严重滞后是社会潜规则盛行的伦理根源。建立和完善社会道德规范、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培养和完善公民道德人格是治理中国社会潜规则的主要伦理路径。     

关于潜规则盛行与社会诚信缺失的思考

诚信是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所有领域的共同准则。诚信缺失已经成为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社会潜规则盛行则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潜规则的滋生会引发大量非诚信现象或行为的出现。潜规则的滋生侵蚀现代诚信生成的规则或制度基础。促进我国社会诚信建设,需采取有效措施清除社会潜规则。     

引导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伴随着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才可以使社会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在对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现状,运用因子分析得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回归分析对其影响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此研究基础上从公民、政府和社会组织三条路径提出包括教育宣传、制度引导、机制保障和行动落实等四个方面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对策建议。     

充分发挥NGO在社会矛盾中的调节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克服贫困、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抵制政府侵犯公众利益的不合理行为、社会教化、应对社会公共危机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社会矛盾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规范非政府组织本身。     

社会潜规则的消极作用及治理对策

社会潜规则是指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灰色规则,它是相对于社会道德认可的主流规则而言。从性质上说,社会潜规则属于社会潜意识和不良亚文化的范畴,它是与社会主义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相背离、相对抗的。社会潜规则的存在和蔓延,不仅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且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治理和消解社会潜规则,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引导合理竞争;普及法律知识,破除陈规旧习;调控社会心理,提高民众素质。     

领导者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G市129家市级社会组织为调查对象,深入研究了社会组织领导者政治关联与社会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领导者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发展至关重要,领导者政治关联会为社会组织带来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以及社会评价方面的优势。     

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分析

已有研究通过“国家—社会”的分析路径探讨了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但这些研究囿于政党视角的窠臼,局限于以“政党嵌入论”和“资源依赖论”解释社会组织的党建行为,而忽略了社会组织的主动回应和社会组织党建之后的资源变化。文章尝试以“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作为理论框架,分析社会组织对党建的回应机制和回应策略,进一步发展资源依赖论和政党嵌入论。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回应党建要求,反向嵌入党组织,积极识别和有效利用党建的空间,为自身发展创造优势,同时社会组织积极地进行资源扩展,通过党建获取引导性资源、参与相对排名竞争,开拓发展资源。     

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社会潜规则的伦理批判

社会潜规则扎根于传统文化心理,寄生于公权力,依托于正规则,同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舆论习俗、伦理道德、制度条例和法律法规等相违背。消解社会潜规则需要进行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伦理批判,前者导致社会的"名实分离",为社会潜规则提供了正当借口,阻滞社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奠定了社会潜规则生成的思想基底;后者执持"正名原则",召唤"公权伦理",激发"规则意识",构成社会潜规则消解的观念前提。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可持续性审视

政府与同一家社会组织建立持续性的购买服务关系,有利于应对公共服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对上海市A街道的多案例研究表明,关系信任、项目成效和政府介入是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其中,政府介入通过影响项目成效和关系信任发挥作用。为保证公平竞争和项目质量,政府持续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应受到制度规范,购买方需适度介入购买项目,社会组织需加强与购买方的协作和互动。     

社会组织参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问题研究——以苏州红庄爱心小屋为例

本文以社会生态系统和社会身份认同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服务于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会组织的调查和研究,以苏州爱心小屋1为例,从儿童、家庭和社区三个方面阐述社工机构在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社会组织参与流动儿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改进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参与改善流动儿童社会处境和再发展状况、促进社会融入提供借鉴。     

建立安徽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新机制——基于芜湖县社会组织建设的调查

通过芜湖县实地调查,总结近几年来芜湖县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探索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芜湖县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几点启示;提出了安徽基层社会组织建设发展的建议与措施。开展对芜湖县社会组织应用型和对策性研究,对于全省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潜规则生发机制及其遏制——兼论吏治规范

潜规则是官场正式规则背后的另类规则，它像癌细胞一样寄生于正式规则又不断地侵蚀着正式规则。正式规则下的自由裁量权和官员的个人理性是潜规则生存的充分必要条件，基于个人理性的自组织(self—organizing)机制则是潜规则得以扩张的根本原因。潜规则遏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控制的有效性，在当前的转型期社会，吏治规范的主要思路是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行政体系。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核心价值及其对我国完善社会组织监管的启示

本文提炼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核心价值,涵盖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理念、社会责任构成、社会责任行为及社会责任绩效等方面。理清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与社会组织监管的内在逻辑,即明确了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体系,构建了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范式模型,形成了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传导机制。提出了分类制定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国家标准,加强行为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责任年度报告》行动,提升自律能力;开展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估,构建评价机制;构建多功能、透明化、网络状"智慧公益"数据平台,完善监测与督导体系等建议。     

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研究

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却很有限。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主要是要规范政府的行为，打造“服务型政府”把一部分的权力下放，根据具体涉及的领域。分别采取重点幂同的管理模式。     

关于我国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的研究方法大致可概括为:以田野调查研究农村社会组织;以乡村治理视域研究农村社会组织;以法律视角探究农村社会组织.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发展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密切.基于此,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应该有历史的维度,勇于探索,不断寻找新的途径.     

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与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

当前农村社会控制弱化,客观上为农民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空间和社会环境。而基层正式组织的弱化则使得很多农民走向非正式组织来寻求社会互助和满足精神需求。对当前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进行认真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关系,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发展,从而整合农村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干部工作中“潜规则”的表现形式及治理对策

干部工作中的“潜规则”，是指在干部工作中长期传承下来的社会习惯和心理，是权力运作的暗流，是制度之外的制度，是明心不明口的行为，它并不否认现行成文制度，甚至按照有关程序、方法运行，但结果却与成文制度相背离。正是因为这种规则背离了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以暗流的方式运作，有的甚至有机融入到正常的组织程序之中，手法十分巧诈。     

从破除官场不良“潜规则”入手遏制权力腐败

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些腐败与不公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显规则机制不健全和不良“潜规则”的泛滥。腐败行为高发现象与官场不良“潜规则”的蔓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机制。现阶段,官场不良“潜规则”的存在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土壤。官场不良“潜规则”是政治运行中的一个痼疾,应采取有效措施破除官场不良“潜规则”。     

广西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广西社会组织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从社会组织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环境三个不同维度对主要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从这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措施,以进一步促进广西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限制性困境与适应性创新:对一个新的社会管理机构的组织分析

本文以中国第一个以社会管理命名的实体———＂北京市朝外地区社会管理中心＂为对象展开组织分析。社会管理中心是GONGO,它依赖政府机构,采取类直线式职能制组织结构,在编制、岗位、角色方面＂官＂与＂民＂交叉组合,在运行理念上,注重同质性社会资本但忽视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利用。该组织在政府和群众谁是组织的主要受益者问题上存在冲突与博弈。这一新的社会管理组织模式,反映了政府的非政府管理理念。它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相匹配的社会管理组织形式。北京市朝外地区社会管理中心就是在资源限制性环境中的一种适应性创新模式。通过组织分析,本文发现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在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之间存在不匹配问题,内部组织管理运行艰难,需要在发展中不断调整。限制性困境与适应性创新是中国特色的GONGO面临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