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与模式:制度合法性展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形成

通过对“政企分开”、“剥离企业办社会”、“政社分开”和“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事件——过程”分析,用“合法性机制”理论剖析制度创新的成因,可以看出这些“连续不断的事件”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个逻辑展开在分离的主导力量、强度和分离的领域上不同于西方的逻辑运作,由此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四种形成模式——“行政举办模式”、“脱壳衍生模式”、“草根内生模式”和“外化移植模式”,这几种模式生成是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效益的反向作用向正向作用发展的结果。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会企业生产要素社会性变革及其制度优势

社会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根植于经济嵌入社会的关系之中。生产要素本身具备多种属性和功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理论对生产要素的单向商品化使用,造成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等非商品化属性的隔离。正如波兰尼所言,土地作为自然存在,劳动力和企业管理者作为社会人,本身并不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商品,资金使用的信用、信任和合法认可也不能作为商品去生产。因此,重新审视经济行为的目的,可以发现社会企业的发展动因。社会企业以社会企业家精神为内生动力,以企业家管理才能为社会目标通向经济行动的镶嵌通道,通过制度创新改变社会问题,并运用社会管理技术系统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将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对推动良性社会运行具有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可以通过公共利益概念得以融会贯通。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以民生问题解决和社会体制改革为基本题中之义,其因公共性的困境应运而生,也以实践超越了这种困境。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实践具有内在的联系: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理论旨归,其非形而上学和非定式的"公共生活"构想指导了社会建设的方向;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提出了公共教育和制度构建的新要求。     

福利企业萎缩的政策因素分析

就业不仅能使残疾人摆脱贫困,也是他们平等融入社会的前提.作为吸收残疾人就业的重要渠道,福利企业在保障残疾人就业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福利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保护性政策分不开.文章试图通过分析新政策实施对福利企业产生的影响,以期推动对福利企业政策的探讨与研究.     

透过社区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建立新的社区运行模式以适应城市化的需要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合理性要求。社区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演变的转换区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在社区中,社区管理与服务在农民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就是一种可被直接感受到的新的支持力量,因此,以社区为切入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是社会支持的一种重要手段。社区在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上既可以起到排斥也可以起到融合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农民工融入了城市社区就是融入了城市,这种再社会化过程可以超越户籍的外在屏障而融入于生活方式之中,通过改变农民工对生活地域的自我认同,可以在角色、身份、生活模式、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对二元结构性制度规定实现渐进性的超越。     

从非正规就业组织到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一个新型的就业组织。我国的社会企业是由非正规就业问题引发而来的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的组织。它能够有效地协调经济社会冲突,在回应社会群体需要、推动底层群体向中层流动、提供积极的福利保障模式和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企业将演变为社会公益供给的主要力量。     

践行群众路线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贵州“背篼干部”的启示

坚持群众路线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形式,更好地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是党和政府密切党群关系的法宝。贵州的"背篼干部"模式就是践行这一理论的结果。本文依据社会管理的规律,从政府效能、协同发展、公共参与三个角度剖析了"背篼干部"模式这一农村社会管理经验的产生、形成以及模式化发展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论溯源的角度,阐释了这一模式蕴含的一般指导意义,并就如何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落实群众路线,保证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不脱离群众与现实,提出操作化建议。     

公共应急体系下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力建设研究

在国家公共应急管理体系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突出,它既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国组织,又是中国党和政府在人道服务领域中的独特助手。作为一个复杂组织系统,从其权力垂直分层看,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垂直定位具有法定性、历史性和继承性,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历史关系定位,还体现在中国红十字会同党和政府之间的责任纽带关系。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性质规定了中国特色红十字会的政治组织力。但是,在复杂系统中的组织应急张力,即组织联盟力、执行力和社会动员力等扁平向度的技术管理能力却因机制问题降低了它应对应急事件的执行能力。为此,应着力增强组织自我革新力,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联动机制,拓展公共应急联盟共享空间,满足复杂系统对应急组织能力建设的需要。     

汶川地震以来对自然灾害治理的社会科学研究态势分析

汶川地震后,关于自然灾害治理的社会科学研究增多。分析发现,在对灾害的研究过程、灾害类型、治理主体类型、内容分类和研究视野维度的量度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但在趋势上,研究结构和状态已经逐渐由失衡向均衡转变,由零散向整体发展;多学科、跨学科灾害治理交叉研究趋势明显;从制度到技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但结构性和规范性因素对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制约,对宏观的灾害结构—制度与微观的过程—事件衔接仍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基于此,未来关于自然灾害治理研究应更加关注灾害治理"整体政府"和"社区减灾"视角下的灾害基本问题的共识研究,形成灾害治理研究的共同学术话语体系。注重实证主义取向的有效性研究和地方性知识积累,注重资料与数据积累以及数据库建设,借鉴国际灾害治理经验,构建我国本土化灾害治理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