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构——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及全球性特征的社会风险,时刻在考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建立全球性的危机治理模式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我国基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基层政府是离公共危机事件最近、到达危机现场最快、避免危机造成的损失最小的一级组织。基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程度直接反映危机事件的处理水平。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基本上构建了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但从处置危机事件的效果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基层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上还缺少理论指导,健全的预警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危机处理人员还需要加强专业知识的训练。因此,进一步完善危机预警机制,增加基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投入力度是当务之急。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能力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对世界各国政府能力提出了考验。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较弱。具体体现在: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缺失、机制混乱、危机管理的主体不明、政策僵化、决策迟缓以及危机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等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快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立法步伐,建立有效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危机管理的保障系统,以提高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及其特点

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保障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状态和特殊形式。它在价值目标、控制手段、外部环境以及社会约束等方面与企业危机管理不同。与常规公共管理相比,它具有决策风险大、管理难度大和人员素质要求高的特点。     

论新闻舆论监督: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

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受到政府能力、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作为外部监督机制,新闻舆论监督影响着政府自身的态度和内部监督机制。必须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在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探讨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的因素对提高政府危机治理的能力有重要意义。     

我国政府决策的责任分析

决策是政府行使其管理职能的首要环节。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政府公共决策的报告制度、评估制度等制度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目标的要求,我国政府决策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构建政府决策的责任机制已势在必行。     

我国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研究

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效率、提升公众满意度、加强社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政府必须立足现实,分析影响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诸多因素,避免因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明确不同危机管理阶段公民参与的重点和任务,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从而有助于公共危机问题的解决.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道德因素引介

公共危机决策是我们有效处理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在研究公共危机决策时往往只注重法律和技术层面,而对其中的道德因素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探讨公共危机决策的道德特性的基础上,对在公共危机决策中如何引入道德因素提出了一些建议。     

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危机”——以北京“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为例

谣言短信危机是信息社会中一种新型的公共危机。其显著特点是新传媒参与公共事件，这对于新时期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提出了挑战。“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获取能力和危机公关意识薄弱、公共信息发布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公信力走低。因此，建立“公众本位”的信息收集发布机制、信息发布的法律规范体系和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危机应对模式是政府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要议题。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基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往往更加重要。论文结合陕西省2021年底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计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网络问卷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包括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感知政府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负面舆情处理的及时性感知和满意度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重视日常工作中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对于危机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提升公众的主观感知,当负面舆情发生时,政府应积极回应并处理。     

建立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在面对公共危机的挑战。我国是一个危机频发的国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预警机制的滞后使得我们面对公共危机时常处在被动状态,加大了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公共危机预警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环节,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它的可行性会直接决定整个危机管理过程的顺利实施,可以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将危机损失降到最小。因此建立科学、高校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主要从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概念入手,探讨建立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必要性及相关措施。     

有效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途径分析

危机属于一种突发事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但危机有其规律性,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应采取快速反应积极应对的策略,通过加强危机预警、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系统等一系列措施,改进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策略,可以变危机为机遇。     

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规范分析与实体边界

公共机构适用算法进行决策对国家治理能力有明显赋能，但可能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带来新的挑战。既有的算法规制多侧重正当程序的控制，缺乏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实体边界。尽管各国对算法技术应用于公共决策的实体边界尚未有相对一致的规范，但传统法律保留原则仍可成为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法律保留确定了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时“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关系模式，也科以立法者在政府效能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具体权衡义务。基本权利保障、风险的可控性、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作为禁区以及算法类型和所涉数据等都应成为法律可否例外授权的考虑因素。有效的算法影响评估制度作为有助于划定决策边界的预防性手段，同样可在源头处补强算法纳入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可问责性。     

加强我国公共危机决策者的决策能力

近几年,随着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给社会及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就要求我国公共部门提高对危机事件的管理能力,而危机决策是危机管理的先导,危机决策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危机管理的成败。危机决策对我国公共危机决策者的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本文针对此问题研究了如何提高我国公共危机决策者的决策能力。     

公共危机中政府公信力的内部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

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刻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方方面面的危机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制约。政府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其公信力也会有所变化。公共危机中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从危机预控机制、信息公开机制、法制建设等方面探究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阐释政府公信力的现代理论基础。结合上述影响因素,从建立危机预控机制、建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加强信息公开等方面入手,寻求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相关对策。     

促进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开始进入危机多发期。本文认为要成功应对危机所带来的挑战,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应对公共危机,是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关键。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行政问责体制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进入公共危机的高发期。公共危机管理是指在危机发生时，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所采取的有助于公民和环境的一系列措施。公共危机的绩效评价和问责机制作为这些措施的组成部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淡化。但随着我国公共危机在近年来的频发，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问责制正在逐渐步入人们的视线，并成为近年来公共领域危机处理时高度引人关注的焦点话题。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府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现代化治理路径

公共法律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和竞争品双重性质，政府将直接提供和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相结合，具有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培育和维护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市场等多重现代化治理责任。上述责任的履行存在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不足、政府过度干预、政企合谋等风险。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入“竞争中立原则”为政府提供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价值引领，增强正当性与可问责性，形成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在具体法律制度方面建立政府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全过程评估机制、贯彻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确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市场完善后政府退出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事由的偏离和矫正——以决策中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控制为中心

在重大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中,以控制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为目标的事由最为严密,但存在对权过责相适应、激励兼容和恰当回应民意等责任设定原则的偏离。决策前置程序中的追责事由存在冗余和形式主义,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和决策责任绑定诱发了对评估的操纵,决策执行中的追责机制容易刺激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博弈,结果归责的责任倒查也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对此,必须限缩决策前置程序中的追责事由,在对决策者的责任追究中避免将程序性和实体性义务相混淆,在决策执行阶段区分执行者和决策者的责任,慎用结果归责并为追责对象提供足够的免责抗辩理由。     

公共决策的效应与法律遵从度——以“汽车限购”为例的实证分析

如何保障公共决策的有效性和避免公共治理的失灵,无疑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的决策状况。以当前的"汽车限购令"为例,其决策过程存在着漠视民意、政府与民众对立和互不信赖的双输局面,其决策结果存在着负面的示范效应、冲击汽车市场、培植畸形市场、与区域一体化趋势相悖、侵害公民法律权利等诸多负面作用,在利益考量上存在着"法益"失衡现象,在决策依据、内容、程序和形式等方面存在若干违法情形。鉴此,需要通过相应的阻却机制使违宪或违法的公共决策归入无效,而责任机制的约束和矫正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