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刘金程／如何看待垂直管理系统的腐败

垂直管理体制的初衷是强化中央政府权威，既包括政令的执行，也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但是垂直管理体制却不能保证公共权力规范、廉洁地运行，因为垂直管理体制在权力监督方面带有先天缺陷，导致垂直管理系统各类腐败案件时有发生，且表现为系统性、封闭性和潜伏期长的特点。治理垂直管理系统的腐败就是要利用垂直管理的效率优势而避免其腐败风险，在不改变垂直管理系统独立运行的前提下，     

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

中央权威是指中央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享有的独占性威望和最高强制力。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是对国家法治战略之中央权力宪法安排的解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是我国宪法精神的集中表达,是央地权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从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是宪法之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它为中央权威提供了更具连续性和公正性的合法性基础;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监督权和加强中央司法权威的控制力,是宪法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需求,也是加强中央权威的根本宪政途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一种回应性诉求,也是宪政权力纵向配置的一种内在机理。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研究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由中央政府支配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过程引起的,地方政府被动服从中央政府确定的财政分配利益格局,缺乏实现财政分配利益的权力和权利治理机制。应尊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和诉求,完善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政治权力治理和政治权利治理,以法律形式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     

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垂直管理是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配置、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收权促使了垂直管理的兴起.当代中国的政府垂直管理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其中也存在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探讨

法学界对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关注与研究较少,但政府垂直管理却是我国目前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在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存在诸多困惑与问题,很有必要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视角对我国政府垂直管理问题予以分析。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与扩大,使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的宪政精神,将是实现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法治化的发展路径。     

关键要建立良好的地方政治生态

最新《瞭望周刊》透露:为保障政令畅通,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垂直管理,将“人、财、物”的控制权由地方上收到国家,将是近期政府职能调整的一个趋势。目前,海关、税务、工商、质量监督、国土等一些重要行政部门都已经从地方政府序列退出,改为中央或省以下垂直管理。最近被强烈呼吁实行垂直管理的是审计、环保等部门(《中央加强垂直管理税收国土等部门退出地方序列》,2006年11月14日新华网转自《瞭望周刊》)。上述计划和安排主要缘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是中央不断下放权力,激发地方政府发展活力,调动地方…     

转轨期政府权力悖论的形成原因

政府主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双重作用,这种双重作用实质上是我国转轨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政府权力悖论。这一政府权力悖论的形成原因如下: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角色矛盾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表现为改革主体与改革客体、公共权力主体与国有产权主体及制度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三组矛盾;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利益冲突是其产生的主观动因,表现为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背离及一些政府组织机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是其产生的制度环境,表现为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及中央与地方委托-代理关系错位加剧;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在形成、发展与壮大过程中扭曲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助推了政府权力悖论的强化。     

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消解自治立法的自治属性——自治立法非自治的一个分析视角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信访分权体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模式,这种体制不适合当前社会矛盾多样化的形势,也不符合权责一致、管理重心适当下移的治理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改革应采取中央信访机构巡回制度、省级信访机构垂直管理的模式,并结合其他各项制度改革对信访分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借鉴国外经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信访分权机制得到有效完善。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