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宪法”三十功名

强国必须立宪。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典和此后4次宪法修正案共同构成的我国现行宪法,现已进入其实施的第30个年头。30年筚路褴褛,30年上下求索。30年里,现行宪法回应人民的诉求,与时代同频共振。"八二宪法"的"三十而立",     

“八二宪法”实施中的经验教训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2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绘制着中国宪政的巨幅画卷。八二宪法的美好创意在亿万人民的壮丽实践中，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回顾20年来宪法实施的历程，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后我国宪政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八二宪法与人大制度

在学习与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中，我们迎来了八二宪法颁布20周年的纪念日。宪法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与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     

修宪背景下我国宪法典内容结构的完善——以“宪法典且规定哪些内容”为视角

一、问题的引入 我国自建国后共颁布了四部宪法，即“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现行“八二宪法”是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之基础上，并经过全民讨论通过的。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使宪法达到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平衡，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的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

宪法,国之重器。从100年前,第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实施开始,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探寻宪政治国之路。然而自1908年到1949年,真真假假的宪法先后有10部之多,却从未给国人带来真正的宪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曾经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宪法,但专制主义幽灵的复活,却使共和国宪法成了一张废纸……直到"八二宪法"诞生后,     

“八二宪法”激荡三十年

宪法的起草、讨论、通过、颁布以及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它走过的每一步都反映出这个宪法在确定制度路线、功能制定、理念进步等方面的转变,也同样折射出中国在这三十年以来所经历的发展路径1982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一张粉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票"发到了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每一位代表手中。随即,一张张表决票投向了设在会场内的30个票箱。     

我国宪法上的“人”与人权保障——基于八二宪法的文本分析

一、我国宪法上的"人"的特征分析1949年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之后的四部中国宪法,可以看到宪法上的"人"①有两次转型。1949年《共同纲领》对"人"有两种表达,一是"人民",一是"国民"。《共同纲领》特别有意思,它把所有的权利都给了人民,把义务都给了国民。当它规定权利时就说人民有什么权利,当它规定义务时就说国民有什么样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分离的。1954年宪法开始使用公民这个概念,权利和义务在公民身上得到统一。从以人民的身份享有权利到以公民的身份享有权利,这是我国宪法上的人的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就是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这个条款被称为人权条款。在人权条款入宪之前,宪法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只有一个例外,即总纲第32条规定     

论八二宪法中的央地关系

八二宪法第3条第4款实际上并未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规范模式,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探索性的政治理念。中国独特的人民主权运作结构使得宪制意义上的央地关系与经典的命令—服从式单一制特征相区别。在具体制度框架中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张力,其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国家理性。制度设计者对央地关系思考并不成熟,国家结构形式有待实践探索。     

“宪法一中”与国民党当政时的大陆政策

“宪法一中”是指依据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国民党在退踞台湾后一直坚持“宪法一中”的立场。在四次修改《临时条款》和七次增修“中华民国宪法”后,“宪法一中”的核心立场仍然未变,但增加了“一国两区”等其他因素。     

我国迎来首个“国家宪法日”

我国＂国家宪法日＂由来2014年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1982年的这一天,八二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表决通过。32年过去,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建设,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抵达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厉行法治的一个象征,国家宪法日的确立,再次彰显执政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也意味着宪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我国宪法权威的历史演变

□从“五四宪法”到“七八宪法”:有宪法无权威□从“八二宪法”到“九九修宪”:宪法权威的逐步确立□九九修宪:法治条件下的宪法权威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已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权威,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概括,实际上它有纷繁复杂的表现。神的权威、组织的权威、规则和人的权威等只是这一抽象概括的具体形式。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范畴中,则主要表现为从习惯权威到宪法权威的历史过程。而宪法权威之形成则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为避免社会成员问的矛盾和冲突,促进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     

私有财产在我国宪法中的定位与保护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增加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补偿制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规范结构。从此，我国公民利用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条款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抵制诸如强制征收、征用、拆迁等不当侵害，已经成为我国宪政生活的普遍现象。     

基本国策的宪法效力

张义清近期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撰文认为，国策入宪昭示着现代国家将政治问题宪法化的一种基本趋向，但也面临着源自宪法规范自身的一些技术性难题。从法理上看，基本国策条款作为宪法条款的一种类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国策或政策，也不同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条款，它应当具备根本性、可持续性、中立性、规范性等特征。关于基本国策条款的效力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建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建议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建议增加“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条款；建议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基本国策的宪法效力研究

国策入宪昭示着现代国家将政治问题宪法化的一种基本趋向,但也面临着源自宪法规范自身的一些技术性难题。从法理上看,基本国策条款作为宪法条款的一种类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国策或政策,也不同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条款,它应当具备根本性、可持续性、中立性、规范性等特征。关于基本国策条款的效力根据,各国亦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界说,亟需区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语境和国情进行具体分析,方能获得确定性的证明。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基本国策内容涉及到国家政权、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等多个方面,表现为不同性质的宪法条款,各自具有不同的宪法效力。但是,这种零散、冗杂、失衡和无序的结构,加上基本国策条款自身所存在的弱规范性等缺陷,亟需完善。基本国策入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应然之义。在此基础上,应着力解决好基本国策应如何入宪、基本国策究竟如何落实,以及宪法的效力究竟应当如何强化等具体的问题。     

法治中国从这里启程

在过去六十年的时间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的现行有效的法律已有240多部，对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回首过去，从“五四宪法…八二宪法”的制定和四次与时俱进的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到一部部护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规范的密集出台；从“人世”后的经贸领域立法与国际“接轨”，到“依法行政”理念的深入人心；从社会民生领域立法的不断加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如期形成……如今，一个伟大的“精细化”立法时代已经到来。     

宪法作为方法: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的特别行政区与“一国两制”

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要求超越以基本法为中心的解释框架，以宪法为方法，实现对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宪法纳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纳入，既体现为宪法序言在历史事实层面将香港重新纳入中国主权范围，也体现为宪法条文在制度规定层面将特别行政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基于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规范性纳入，将宪法第30条和第31条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内重新定位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从宪法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二元行政区划出发，第31条规定的涵盖范围不仅限于香港和澳门，而是为更为一般性的“特区制度”提供了规范基础，相比基于基本法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有更为广泛的规范内涵。国家治理体系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不同于两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一国两制”，是一种超越具体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方法。     

台湾“宪改”与追求台湾“法理独立”的互动

台湾并不一定要走“制宪”的程序才能走上“法理台独”的目的。技巧性运用修宪的方式,或是依循宪法条文规定可修改者,照样迂回的达到“法理台独”的目标。如目前台湾现行“宪法”的领土条款是涵盖中国大陆,但是领土条款被规范是可修改的。在形式上是属于修宪层次的条文,却在实质上可转化程序,解释台湾已成与中国互不隶属的主权独立国家。     

从侧重专政到侧重民主：两个版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

2012年12月4日是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1982年宪法基本上覆盖、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可以说1982年宪法就是一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宪法。1982年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成套设备”写进宪法序言，四项基本原则因此也成为1982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国台办评所谓“第二共和宪法草案”

3月28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毅指出．所谓“第二共和宪法草案”迎合陈水扁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图谋，公然纳入两岸“一边一国”的分裂主张，否定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企图制造国家和民族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