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之“国家干预”的理性分析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对其理性的思考有利于探讨国家干预市场模式。分析经济法之"国家干预"理性主义的本质及其法律内涵,在对经济法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法之"国家干预"行为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应辩证地统一于社会本位原则。     

简论现代刑事司法理念

现代司法理念是最深刻,作用和影响最重要的法律意识,其内涵十分丰富,最为重要的是人权保护、正义与效率、自由与秩序理念。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具有刑事理性和程序理性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和社会。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不可或缺还是多此一举？——犯罪构成视野中“刑事违法性”判断机能之探讨

"刑事违法性"概念是立体而全方位的,其机能也是双向伸展的.立法和司法语境下,"刑事违法性"中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各有侧重,但同时都兼具入罪与出罪两种机能.立法中,"刑事违法性"的存在为某些行为正当化的定性提供了圆满的理论诠释;司法中,在"刑事违法性"这层屏障的阻挡下,某些行为不需要再进入"有责性"领域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对行为人的人权保障,而且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因此,违法性不仅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     

宽容的底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向度

当下,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已然表现为非刑罚化以及适用灵活程序的特性。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部分改革甚至超越了现有法律的框架。对此,理论与实务界对现行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不同观点博弈背后的实质是当今刑法学界存在的实质刑法观与形式刑法观之龃龉。对当下中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进行剖析,找寻其应然的理性向度已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期待可能性--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期待可能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应从考察其哲学意义出发.从刑法哲学价值论上看,它是刑法的人道性价值在犯罪论体系的体现;从刑法哲学认识论上看,它是以实体理性为主旨,对形式理性的补充.传统理论把期待可能性局限于有责性的范畴,没有认识到期待可能性的违法阻却作用.期待可能性的刑法阻却作用,不仅渗透到有责性,也渗透到违法性,具有"出罪"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作用.     

法律体系中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冲突及解决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各部门法对于违法行为表述相同的情况,这种冲突和重叠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惑,也说明了违法形式之间的界限不清晰。违法性可分为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需要用实质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来划分违法形式之间的界限。确定实质违法性以及解决冲突的途径有实质理性的运用、法律解释思路的更新、实践类型的构建等等。     

刑法、理性与人权保障

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律的理性纪元,从此理性作为法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表达了人类对安全、自由、平等、幸福、人权的渴望。法治是至今人类所能发现的较为理想的治国形式,因为法治符合人类理性。刑事法治是法治的应有内容,刑法制裁手段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理性是刑事法治的应有品质,这一品质通过刑法立法、司法环节得到贯彻。刑法调控范围面与度的适当、刑法内容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理性司法即通过罪刑法定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论作为我国刑法基本精神的实用理性

实用理性是对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我国刑法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法理论研究这三个刑法的基本层面反映出我国刑法的基本精神是实用理性精神。充分认识我国刑法的实用理性基本精神是对我国刑法立法、司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然结果。     

论刑事立法的合理性原则

刑法是以必要的自身之恶实现其理想,实现其自由保护和秩序保障的根本目的,因而在创制刑事法规时必需注重其合理性.刑事立法的合理性是指刑事立法活动所创制的刑事法律规范要符合刑法理想的要求、符合刑事立法基本规则.符合刑法理想的要求属于实质的合理性问题,符合刑事立法基本规则属于形式的合理性问题.     

论我国刑法中拟制产生的原因

现阶段客观存在于我国刑法中的拟制，其产生的形式上的原因是为了弥补刑法的缺陷和漏洞，而其实质原因则是追求实质正义。正确地认识刑法中拟制产生的形式原因和实质原因，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认识拟制，有助于准确地适用刑罚，避免使刑法中的拟制以追求正义的目的蜕变成破坏实质正义的手段。     

关于我国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应具有严格的形式合理性。对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的本质就是研究法治向理性迈进的过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差异在于不涉及人的主观偏好和主观性评价,与人的主观性分离,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鉴于此,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对构建我国法治社会中确保司法公正、反对专制特权、维护实体权利都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走出程序和权利的洼地——哈贝马斯理论考察下的中国刑事法治

哈贝马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力几乎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在刑法领域，经由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关于商谈理性和普遍交往之理论尤为重要，以此我们可以从程序刑法和权利刑法的角度对我国刑事法治进行解读。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警察执法视野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正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