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强震及核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分析

地震、海啸、核安全问题接连发生,日本正在经历史上罕见的"大创伤"。强震、海啸、核危机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冲击明显大于阪神地震。日本地震后的灾后重建与阪神地震时的财政环境明显不同,地震提高了日本政府的违约风险和隐含的主权债务风险。但对世界经济整体而言,日本大地震不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虽然全球股市企稳回升,但"核阴云"笼罩亚太、大宗商品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加之受利比亚战争及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外围因素影响,日本大地震使全球金融市场未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日本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灾后重建对我国出口及产业发展带来有利契机。     

日本不寻常的1995年

1995年对于日本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不寻常"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今年正值日本战败50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也是对过去的战争历史作出总结和反省的重要时机;另一层意思是,从今年年初以来在日本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阪神大地震、沙林毒气事件、一部分政治家跳出来公然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经济从缓慢复苏变     

踟蹰于历史歧路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启示

“3·11”日本大地震发生半年多以来,特别是福岛核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日本所谓和平利用核能的考量,面临日本社会的政治质疑和反思.主流见解是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核能发电的最佳选项,也有具有前瞻性的人士提出建立“亚洲可再生能源共同体”的构想.     

关东大地震后的日本治安政策

关东大地震不仅给日本带来惨烈的损失,还造成关东地区极大的社会混乱。灾后产生了“不法鲜人①暴动”等谣言,引发了自警团和警察、军队滥杀在日朝鲜人、中国人以及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等一系列血腥事件。日本政府“先发制人”的社会治安政策是造成这一惨案的根源。大地震后反动的治安政策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灾害救助,加深了殖民地人民的心理裂痕,而且成为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大学生的日本观——日本“3·11”大地震后对武汉地区大学生的问卷调查

本文以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为契机，通过对武汉市8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了解中国大学生的日本观，以及对“3·11”地震前后中日关系相关热点问题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对日本的基本认知和印象普遍比较负面。不过，自日本“3·11”大地震以来，中国大学生对日本的评价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正面评价和感性认识较以前增多。此外，中国大学生对当前及未来中日关系的看法比较一致，对中国对日政策官方表述的认同感有选择性，其标准就是国家利益，这反映出当代中国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     

阪神大地震与在日中国人社区

1995年1月17日上午5点46分,在兵库县南部以淡路岛北部和神户市为中心发生了震级7.2、震源地深度10km的直下型地震。这次阪神大地震不仅对日本人,对居住在兵库县内的外国人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据说其人和物的受灾比重比日本人还大。(1)在县内登记在册的104个国家、合计近10万人的侨居外国人中,中国人为13465人,仅次于韩国人和朝鲜人,居第二位,而且其70%集中居住在神户市(1994年6月,兵库县调查)。据说,谈起大地震,许多年长的华侨和在日韩国、朝鲜人便会立刻想起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所引起的惨剧。当时,在日中国人除了地震造成的死伤者之外,700…     

浅析日本的回归亚洲战略

日本在坚持“西方一员”的同时,开始执行“脱美入亚”的战略。其着眼点是: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亚洲经济迅猛发展,日本回归亚洲,才能在全球站稳脚根;在同美欧经济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 日本回归亚洲的主要对策有,对美国既联合又争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经济技术手段主导亚洲;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日本“脱美入亚”的战略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关注。     

2003年的日本

2 0 0 3年对于日本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其表现为 :保守派势力开始垄断政权 ;国民经济出现复苏迹象 ;军事改革步伐加快 ,“专守防卫”名存实亡。这一系列的变化和突破将对日本今后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际有组织犯罪发展趋势

20世纪最后十年里 ,国际有组织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除一些老牌黑手党继续作恶外 ,许多动乱地区及转型国家的新型黑手党大量滋生。新老犯罪集团相互勾结疯狂进行跨国犯罪活动 ,在国际上形成一股黑流。这些犯罪集团不断扩大活动领域 ,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急剧增大 ,已成为新世纪各国正视的焦点之一。一、国际有组织犯罪发展迅速“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指那些有一定规模、组织严密、等级分明的犯罪集团所从事的非法活动① ,人们通常也把这些犯罪集团称为“黑社会” ,或“有组织犯罪集团”。当前国际上有组织犯罪集团主要有 :以意大利黑手党为主…     

当前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是俄罗斯社会的最大顽疾,近年来呈迅猛发展之势。有组织犯罪集团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在政治、经济上与黑社会势力高度融合,并且广泛向世界各地渗透,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对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威胁。     

转变中的日本共产党

2000年11月日本共产党召开了该党第22次代表大会，以此次大会为标志，这个拥有80年历史的政党正在力图实现自身的巨大转变，其转变主要表现为：对党的性质做了重大修改；作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被“共同社会”所取代；“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成为实现“共同社会”的途径，“社会主义革命”从党章中消失；进一步明确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等。日本共产党决意开始这种世纪性大转变既有其自身组织能力严重退化的原因。又有日本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以及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处在关键时期的中日经贸关系

2005年是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出现转折的一年。此前,中日政治关系持续恶化,经贸关系却迅速发展,出现“政冷经热”现象。日本政府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以打经济牌回击中国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令中日经贸关系开始降温。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世界对华直接投资(不包括金融类)实际金额630·21亿美元,同比增长4·47%,同期日本对华投资却出现罕见的30%下降。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6年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包括金融类投资)大幅增加,特别是对俄罗斯、印度、巴西投资成倍增加,相比之下对中国投资仅出现小幅增加。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23·8%,其中对欧…     

日本的王希天研究

日本的关东大地震虐杀华工案和"王希天事件"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日本政府曾极力掩盖虐杀中国劳工的真相,严格控制封锁相关的档案资料,致使这一事件的真相迟迟不能大白于天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国内具有正义感的专家学者,在反思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的同时,开始了对关东大地震前后虐杀王希天及滞日华工个案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一些具有史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述,为国内的王希天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助力。     

走走停停的日本经济及其前景

日本经济经历了５０年代的恢复，６０年代的起飞，到８０年代初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强国。９０年代以后，由于“泡沫经济”终结，日本经济开始陷入走走停停的“怪圈”之中。东亚经济发生危机以后，国际社会对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日本的期待与日俱增，那么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是什么，前景又如何引起世人的密切关注     

新世纪初的独联体:转机与挑战

从2000年开始,独联体国家间的合作一改“车轮转而车难行”的低迷状态,开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独联体各成员国在“独”与“联”的问题上基本消除分歧,普遍认为独联体是进行多边合作的最好形式;次地区一体化呈现出超越独联体集体合作的发展势头,这种趋势有利于使整个独联体联合起来;作为两大次地区一体化组织“领头羊”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双边关系日渐成熟且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独联体反恐中心、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独联体国家间的军事合作正在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变化。然而,这些积极因素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独联体一体化出现了根本性的“质”的飞跃。这不过是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中加速量变的过程,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独联体一体化若要达到量变的关节,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历史与现实

针对国际关系学界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本文提出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即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regionalism)进程是一个从已启动区域化的“安全复合体”开始,经由“安全机制”(区域安全合作),最后到“安全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的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它涉及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对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问题的探讨

80年代以来,日本领导层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现状,努力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其具体目标: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进而最终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主要手段是,以加强经济活动为主,辅之以“创造性外交”。日本国内出现的一些倾向和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严重警惕。     

日本企业间长期连续性交易的有效性分析——以汽车产业为例

依据交易成本理论 ,日本企业间长期连续性交易关系可以解释为一种介于市场交易和组织交易之间的中间组织。与美国企业扩张等内部组织方式相比 ,它可节约固有的组织成本。“评价”、“退出”和“发言”等是其内部的竞争机制。可以称这种竞争为“看得见脸的竞争”和“有管理的竞争”。经济高速增长、外部市场欠发达和社会文化的同质性等 ,是该内部竞争机制运作的条件支持。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新世纪初,特别是2003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结束了停滞和下降的局面,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连年衰退和中日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之所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乃是由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中国工业化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新阶段等因素所决定的。这意味着中日关系出现的“政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热”,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热”的局面。     

日本经济的回顾与展望

日本，自泡沫经济崩溃后的90年代初开始便高喊“改革”，但由于问题多、阻力大、办法少，改革一直难以完成，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或停滞的状态。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自民党总裁、内阁首相后，以“改革内阁”的姿态表示决心要进行彻底改革，恢复日本经济昔日的雄风。小泉提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和发展”，强调要打破禁忌冲破阻力进行财政结构改革、行政结构改革和社会结构改革等项改革，通过“痛苦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最终实现“新世纪维新”的目标，在21世纪要实现符合日本实力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尊重市场规则和社会主义、与自然共生且能安居乐业、开放而对世界有魅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