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

本文试图对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作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解释,并将这一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尤其是安全领域出现的各种现象抽象地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即多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本文认为,以上三种要素构成了世纪之交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环境的单元性基本结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对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进行宏观性解释和分析的框架.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地区安全机制比较:东南亚和东北亚

冷战结束后 ,东亚地区成为特别引人注目的地区。在东南亚 ,东盟不断发展壮大 ,影响日盛 ,东盟地区论坛以多边安全对话的形式成为地区很有影响的安全对话模式。在东北亚 ,大国特别集中 ,形成一种大国博弈结构 ,以双边安全对话为主 ,难以形成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本文结合冷战后东亚中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地区的安全形势的新特点 ,分析比较了这两个地区安全机制的不同 ,并对前景加以推测。     

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中日关系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三种状态:对抗关系、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东亚也会相应建构为三种不同的状态:互为敌人的对抗状态、互为对手的竞争状态和互为伙伴的合作状态.由于未来中日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是竞争关系,东亚安全的主流是竞争结构,只有在竞争中加强中日合作,减少对抗,东亚才有可能摆脱安全困境.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冷战后日本与东盟地区安全合作的限制因素分析

东盟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影响东亚未来的安全走向。冷战后,日本和东盟都奉行"综合安全"的观念,安全目标的重叠构成二者合作的基本条件。然而二者因原动力即各自利益追求不同而导致追求安全的目标以及路径也有所区隔。认知差别、权力结构和规范因素构成了限制二者合作的三个主要变量。在不同程度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二者获得综合安全的路径相互影响。而二者在多边安全合作对话平台中的摩擦与分歧恰可作为安全合作挑战的注脚。     

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并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有陷入崛起困境的可能。而中国仅依靠对内制衡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远远不足以应对压力的。鉴此,文章提出一个东亚安全合作的"四轮"架构,以期扭转中国的不利局面。其中,中国打造亚太战略支点国家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构成两个前轮或驱动轮,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六方会谈构成两个后轮或被动轮。这是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可以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架构,既涵盖了中国的大国政策,也包括了对中小国家的政策;既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力,也保持了自身的灵活性。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

美国以霸权稳定模式塑造东亚政治、安全秩序,主要依赖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总体实力、美军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以及美国对该地区重要事务的介入.东亚地区大国力量分布的相对均衡、美国在地理上所受到的限制、东亚地缘政治的特点以及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内在矛盾,使得霸权稳定模式在东亚地区受到比在其他地区更有力的挑战.     

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

针对当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面临的困境,有关争论的焦点已经从关注传统的内部因素差异和外部美国阻碍的初级阶段推进到了对制度变量的关注,但争论双方都普遍接受存在东亚地区主义这一前提假定。然而,地区合作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地区主义,存在着一种没有地区主义的地区合作。文章通过对严重泛化、经济化和扭曲化的地区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把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区分开来,质疑所谓东亚地区主义本身的存在;以对地区主义概念的推导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检验标准的初步的检验框架,以检验地区主义的存在;应用该框架分析了东亚地区合作的目的和起源、机制现状以及外部因素,认为东亚不存在地区层面的地区主义。在中国崛起并优先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亚太跨地区主义而非东亚地区主义将是未来东亚地区合作的前景。     

冷战后印度与东盟关系:调整、发展与趋势

20世纪90年代,适应大国崛起战略的需要,印度的"东向政策"出台。印度的"东向政策"推动了冷战后印度与东盟关系的调整与发展。冷战后的印度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呈现"双轮驱动"的态势,一方面印度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依托东盟相关机制,印度发展同东盟的多边关系。未来10-15年,印度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将是经贸与安全"齐头并进"的趋势。     

浅析中国与东盟的能源合作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能源需求量逐年增长,能源安全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因此,中国应通过积极参与双边与多边的能源合作,采取多元化的油气资源供给途径,来保障中国的油气资源的安全供给。随着东盟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升温,东盟各国在中国的能源安全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对中国能源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东盟开展能源合作这一议题进行剖析,浅析其合作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前景。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冷战后,东亚地区不仅没有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反而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有关东亚安全秩序的既有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体系结构或过程,但不足以解释东亚安全秩序内部的动力和机制,以及这种秩序蕴含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论的解释,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达到稳定周边环境和缓解崛起疑虑的效果,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营造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     

浅析东盟的“人的安全”理念

"人的安全"是一种将人视作安全主体的全新安全理念。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东盟试图从广义上来理解"人的安全"并突出其"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一面,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方面东盟强调两者的互补性,在"与人权相关的干涉"等问题上则固守其传统的"东盟方式"。东盟之所以能够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主要是因为冷战后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变、地区已有"综合安全"观的积淀、非政府组织的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东盟五国的美国观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虽然对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曾存在较大的争议,但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美国虽然不再是军事“保护者”,但仍然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发挥一种制衡和协调的作用。为何东盟国家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总体上并不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视为安全威胁?结合沃尔持(Stephen M．Walt) “威胁平衡”理论,笔者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对“大国进攻性意图”的认知和防范心理。     

东盟、美国的亚太安全制度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本文主要对东盟和美国的亚太安全制度进行了比较 ,分析了双方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双方在安全政策 ,运作方式和民主、人权的日程设定上都存在着不同 ,但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 ,都不反对双边军事同盟。     

Changing Global Landscape and Enhanced US Engagement with Asia—Challenges and Emerging Trends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announcement of significant shifts in US polices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and East Asia in 2009 has affected the global strategic landscape. President Obama's announcement of enhanced US engagement with Asia has posed certain challenges to the prevail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ASEAN centric institutions and ASEAN centrality which has fostered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grow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and its military modernisation have aroused US concern that a rising China could in the future challenge its primacy in the Asia region. President Obama's announcement of a web of military alliances of treaty allies and strategic partners with the stationing of US marines in Darwin in November 2011 was perceived by China as an attempt by the US to contain China or constrain its rise. ASEAN is uneasy about any emergence of big power rivalry in the region.     

美国东南亚安全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美国东南亚安全政策的制定与确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在东南亚的根本利益和战略需求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依据,中国因素和东盟因素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三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ASEAN's Indispensable Role in Regional Construction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should play a central role in constructing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paper is that, unlike other regions, a number of factors account for the complicated conditions observed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that provide a chance for ASEAN to be a central player in this process, promising because small and middle powers rarely can abuse pow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will analyze the major obstacles to the building of a constructive new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akin to the post-World War II (WWII) ties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pivot to Asia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solidate its role as regional facilitator. The third part shows why ASEAN can take the lead as a driving force or catalyst in foster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because as mentioned above neither China nor Japan can do it at this stag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ASEAN still faces many weaknesses and limitations, it continues to serve as a central player in an emerging architecture where, so far, no new alternative has appe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