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控辩平衡原则对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的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活动中能否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诉讼是否文明、科学、民主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控辩平衡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可知,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机制的本质要求,也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根本要求,但从我国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现状可以看出,控辩失衡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特征,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诉讼制度的重新设计来矫正控辩失衡的现状,从而达到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的目的。     

实质庭审:日本证据开示制度改革介评

控辩双方平等、理性对抗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之一。控辩平等不仅指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更为重要的是"武器对等"──证据开示。日本现行证据开示制度由于存在着种种问题,因而成为新一轮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刑事诉讼法等部分条文改正法律案要纲》为了实现庭审实质化,针对现存问题对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了修改与扩充,对于实现"武器对等"原则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可知,务实的改革风格在防止刑事司法发生震荡的同时,也使证据开示制度的具体改革举措过于谨小慎微,能否实现改革目的,尚存疑问。     

控辨对等与检察官客观义务

检察官客观义务尽管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得到了明确规定,但有学者担心强调检察官客观义务或许会导致检察官权力过度膨胀,从而威胁到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的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笔者认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确立,一方面,可平衡控辩双方实力的巨大悬殊,从而有利于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维护被追诉方的权利。另一方面,检察官作为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代表,应当实现其参加刑事诉讼的目的,即实现公正,以确保犯罪受到惩罚的同时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诉。     

论平等价值映照下的控辩平衡

平等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平等理念发展的历史表明，平等的涵义既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包含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等。平等的后一种涵义对刑事诉讼构造的合理性具有重要价值。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深刻反映了平等的价值和作用。控辩平衡的机制通过多种诉讼制度体现出来。     

程序正义与控辩平衡制度构建

程序正义理念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时期。随着人类文化的融合,人们对程序正义的认识逐渐趋同并集中体现在国际公约所确认的众多司法准则之中。无论是学者的理论还是国际公约,平等价值映照下的控辩平衡是程序正义最重要的制度设计。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相较而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控辩关系失衡,应进行制度上的构建。     

警察出庭作证程序的构建

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早已不是理论上的争议,而是司法的普遍现实。在我国刑事庭审中,警察却极少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使控辩双方拥有平等的质证权利,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提高诉讼的效率和质量。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程序性制裁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程序性制裁是指法院对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在刑事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承担程序上的不利后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安机关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有利于强化诉讼结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有利于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但我国当前关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的程序性制裁的立法中制裁范围过于狭小,制裁方式过于单一,权利救济性质不明显,配套制度缺位。为此,应扩大程序性制裁的范围,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借鉴国外立法,增加程序性制裁的方式;另外,还要建立程序性制裁的配套制度。     

检察官当事人化与客观义务之关系辨正——兼论我国刑事控辩关系的重塑

’96刑诉法修改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整体上以贯彻控辩平等、实现控辩对抗为改革导向。控辩平等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内容:前者旨在将检察官塑造成诉讼一方当事人,革除其过多的诉讼特权;后者则要求检察官秉持客观义务,充分关照被追诉方诉讼资源上的劣势。由此,出现了调和检察官当事人化和客观义务的制度需求,当前,刑诉法再修改在即,如何重塑我国检察官的角色遂成为理论焦点。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

本文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及权利入手 ,通过对控辩平衡原则之确立及其对刑事诉讼实体正义及程序正义之影响的分析 ,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现状 ,借鉴“平等武装”理论 ,评述“均衡对抗”观念 ,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平衡这一原则进行分析和论证     

言词直接审判原则刍议

言词直接的刑事审判原则具有重要的诉讼功能。它是我国现行刑事审判方式得以正确贯彻的关键,是理顺控辩审三方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趋向合理的根本保证。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应确立此原则的法律地位,建立言词直接的刑事庭审的质证方式;建立被害人、鉴定人、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以保证此原则的真正实现,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方向和具体目标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构造特征不够彰显、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优先确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三个目标。本文就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原则的基本内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反它们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针对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刑事诉权导论

刑事诉权理论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础。其内涵表现为它是向国家审判机关请求的权利,是宪法性基本权利,是程序涵义和实体涵义的统一。其外延在程序上表现为公诉机关的公诉权、刑事自诉人的自诉权和被告人的应诉权,在实体上表现为控辩双方的期待胜诉权。其本质特征表现为它是由宪法保障、国民平等享有的权利,对审判权具有制约性,自身具有程序性。刑事诉权理论为当事人主义审判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及侦查权的刑事诉权属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权利的合理配置、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及一些新型刑事诉讼制度和原则的引进和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一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一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 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 进式改革径路。     

死刑案件公诉引导侦查取证问题探讨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为提高公诉案件质量而进行的机制创新,其符合现代刑事诉讼构造,符合侦查程序的目的,有利于优化检警关系,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的庭审方式提高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公诉部门应对这一变化的必然要求,作为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和主要内容的死刑案件,其程序构建应从主体、时间、方式三个方面进行。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及其诉讼理念

沉默权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措施。反对自证其罪特权强调控辩双方的平等 ,体现的是程序公正观。反对自证其罪特权使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人权保护获得了空前提高。我国设立的反对自证其罪特权应有若干例外规定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概念论

刑事证明责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和功能的重要一环。鉴于目前学界对刑事证明责任相关问题的纷争,笔者认为纷争的主要症结在于对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内涵的不同把握上。笔者在考察域外刑事证明责任理论和概念及现阶段我国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纷争的基础上,通过对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关系、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模式、审判架构、犯罪构成特质诉讼机能的分析,结合对刑事证明责任“负担说”的法律性质的论证,认为我国刑事证明责任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责任的以“刑事证明责任具有以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分配的客观责任为基点,映射主观证明责任的双层次性”的本质是一致的。从而最终得出当前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概念,以期建立刑事证明责任责任理论研究的逻辑演绎的同一律。     

新律师法实施与现代公诉模式之构建

新修订的律师法赋予律师完整的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这即给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检察机关应抓住新律师法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公诉模式。     

刑事诉讼信息共建共享问题研究

对比司法信息化建设整体迅猛发展，刑事诉讼信息的共建共享明显滞后，公检法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呈现信息孤岛现象。这造成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成为阻碍司法信息化发展的基础性难题。刑事诉讼信息互联互通协议是指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办案机关就办案信息共享和传递问题达成共识。这种协议可以有效地打破刑事办案机关之间的数据壁垒，是推进刑事诉讼共建共享的现实路径。协议需要充分应对信息共建共享可能给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架构、卷宗移送模式、控辩平等关系、司法责任带来的负面效应，协调技术理性和司法规律的关系。同时，刑事诉讼信息共建共享在运行中需处理好以下具体问题：建议将政法委作为协议主责机关，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进一步推动卷宗电子化；实行涉案财物统一管理；妥善解决信息保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