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左传》义例研究

刘师培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天赋异禀却未完成三世家传的经学巨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师培对《左传》义例之学颇为用力,成果累累却未得到学术界充分重视,学者对其多有误读。本文在精研文献基础上,对刘师培重视义例的原因、义例研究成绩、学术界常见误读等作进一步分析,对刘师培的义例研究作出客观定位。     

东汉《春秋》学的传授及其特点略论

东汉《春秋》三传传授方式各异,《公羊传》的颜、严二家通过博士官学、家族私授和独立研修等方式;《左传》通过家族私授、独立研习;《穀梁传》则无专家之学,传业讲习者少。为争取统治者的重用,《春秋》三传间爆发了光武帝云台《左传》立博士之争、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今古文学之争、汉灵帝何休与郑玄《春秋》三传长短之争。因此,东汉《春秋》学体现出《春秋》三传的兴衰与官方的重视相联系、《春秋》学受时代学术影响而谶纬化明显、《春秋》学章句逐渐趋于简省、《春秋》学对后世影响大等四个特点。     

义经而体史:《春秋》经、史学性质之争的再检讨

原始史书《鲁春秋》为孔子的改造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体例基础。孔子对《春秋》的改造,赋予《春秋》思想诠释的多义和开放性,造就《春秋》性质的不同。在经学家的视野中,因《春秋》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文本的义理诠释传统,因而属于经学;而在史学家的视野中,《春秋》是一种史学体裁的起源,甚至成为一种史料。历代多数学者主张《春秋》包含经学与史学属性,二者不可截然分梳,故《春秋》具有"义经而体史"的性质。     

苏辙《春秋集解》思想解读

苏辙在集解《春秋》时，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春秋》的思想进行解读。政治思想，首先从“尊王命”、“正周班”、“尊王官”、“尊王人”、“王者无敌”、“天子无出”、“天子不会”第一次对《春秋》“尊王”之义进行全面的解说，这是苏辙《春秋集解》的重要贡献。此外，夷夏之防、“轻刑慎杀”等政治思想，也阐发新的见解。伦理思想，以“隆君父”为说，强调《春秋》的政治教化意义和“诛心”的作用。史学思想，说经以《左传》史实为本，标举《春秋》“书实”的思想，对春秋时代作“通变”性的历史考察，灌注了自觉的史学意识。苏辙《春秋集解》阐发思想内容丰富，对当时“以意说经”的《春秋》学风有所矫正。     

王源《左传评》对清初古文叙事研究的贡献

清初的《左传》古文评点研究，特别注重探讨其叙事方法。王源由《左传》叙述战争的精彩篇章出发，以《周易》之道为本源，以《春秋》以来的良史笔法为评价依据，而以《孙子》在战略上追求奇变的宗旨为参照系，主张先从源头上体认作文之根本，进而从经世济民的实用目的出发，以天道变化的规律来指导章法的运用，从而实现道统与文统的合一。这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一种先秦西汉史家叙事的传统。这一观点对清代文章学的发展颇有助益。     

论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的叙事者

春秋至西汉是我国古代史学建立的重要时期,其中足以构成史学发展阶段性的著述有《春秋》、《左传》和《史记》。《春秋》处在中国史学的草创阶段,其叙事极其简略;《左传》处于历史叙事的成熟阶段;《史记》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三部历史叙事文本的叙事者处于不同的位置,《春秋》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叙述层,《左传》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故事层,《史记》的叙事者以明确的身份“太史公”出现在交流层。     

著名训话大师郝懿行

现代文学巨匠鲁迅曾经在回忆性散文中记载过他的作品和名字,并将他的《蜂衙小记》、《燕子春秋》、《记海错》等三部著作辑校整理；近代著名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在日本神田大成中学发起成立“国学讲习会”专门讲解他的《尔雅义疏》等国学名著；著名学者周作人在专著中言及“至于个人撰述之作,我最喜欢《记海错》”；胡适赞赏《尔雅义     

闵子骞系列考

闵损，字子骞，春秋末期鲁国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贤人中名列第一位的颜回之下，是古代“二十四孝”中最受尊崇的大孝子之一，广而流传的《鞭打芦花》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闵姓之考 闵姓源于姬姓，据《左传·闵公》、《闵子世家》和《闵氏家乘》载：闵姓源自于辅佐周武王伐纣建周的姬姓周公，     

楚国水军初探

春秋中、后期、倚江傍海的吴、越崛起,与“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的楚国分庭抗礼。从此,春秋争霸战场上的战争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陆上作战转变为水陆两路作战,我国古代最早的水军(《左传》记载,当时称为“舟师”)开始出现了。正如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兵谋表叙》中总结的:“传文所载,初年仍古法用车,最后毁车崇卒,吴楚越则用舟师。”本文拟通过对楚国水军及水战的探讨,反映春秋争霸战史的一个侧面。舛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柯劭忞春秋谷梁学特色研究

柯劭忞致力于《春秋谷梁传》的注解,既有以经学救世的需要,也有对晚清公羊学兴盛局面的批评及对前人《春秋谷梁传》注释的超越等原因。其提出应重视汉代刘向及郑玄的谷梁学成果、以"九旨"为《春秋谷梁传》的纲领、《春秋》有笔削大义、注解《春秋谷梁传》要会通三传等主张。在注解《春秋谷梁传》中,形成训传语之据、证文字之讹、证说解之讹、通传文之义例、以史实说经和反对尚谶纬异说等特色。因此,柯劭忞的《春秋谷梁传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西狩获麟”:《春秋》三传的解经体式与视野

《春秋》三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解经文献,但是它们的解经倾向不同,《公羊传》《穀梁传》以义理见长,《左传》以叙事见长;它们的解经体式也存在差异,《公羊传》《穀梁传》保留了师徒讲授的问答形式,而《左传》则重在记载性的陈述。解经观念和体式的差异互为表里,也影响到三传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以《春秋》的结尾“西狩获麟”为焦点,可以看出三传的体式差异,以及解经体式对经学观念的影响。     

孔子思想:道中庸与走极端

对于孔子其人其学，有一种观点几成共识：在春秋末年的多事之秋，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之“无为而无不为”主张不同，也与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之强权理论有异，儒家创始人孔子则选择了“允厥执中”的“中庸”之道，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时都要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然而，只要我们翻开《论语》，却随处可见这位稳重平和的老夫子讲了不少走向极端的偏激言论。可见，道中庸与走极端的矛盾是我们研读孔子思想时不可回避的事实。众所周知，孔子学说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复杂体系，涉及哲学、经济、道德、伦理、教育、文艺、美学等领域。如此庞杂的思…     

左丘明及其墓·故里·后裔

左丘明是春秋时期鲁国太史(亦称左史),有名著《左传》、《国语》传世,是与孔子齐名、同时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孔子对左丘明十分尊敬和赞赏,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见《论语》)。《左传》、《国语》亦是司马迁著《史记》的主要     

王闿运春秋学思想发微

王闿运治经重《春秋》而宗《公羊》,主张“通经致用”,认为圣人经典既可以淑世,亦可以治身。他指出《春秋》重在“义理”,“拨乱反正”是《春秋》的要义所在,“拨乱反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他进一步认为“拨乱反正”之道在于“自治”与“礼”,惟其如此,世道人心才会纯正,社会才会稳定,世界才会和谐,天下才会太平。显然,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的最终归宿,乃是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和终极关怀。     

西汉至唐《左传》的传播和研究评析

《左传》由于述录了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自问世以来人们就围绕着其“传《春秋》”与“不传《春秋》”展开讨论，对《左传》的传播和研究也就围绕着是“野书”还是解经的经书展开：在争论与申述中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宽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也使《左传》的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最终使这部反映春秋时期多方面生活的经典历史散文，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界奠定了双重身份的典范。     

出自河南淮滨的蒋姓

在西周初实行的周朝贵族内部层层分封中，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伯龄被封于蒋，建立蒋国。春秋时，蒋国被楚国所灭，其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就是蒋氏。唐、宋时期的姓氏书对此有基本一致的记载，但对蒋国故城的地理位置注释不够准确，如《新唐书·宰相世系》云：“蒋氏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其地光州仙居县是也，宋改为乐安，蒋为强国所灭，子孙因以为氏。”乐安县为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４４８年）置，治所在今河南光山县西，唐天宝元年（７４２年）改名仙居县，南宋建炎初废，并非蒋的地望。西晋初学者杜预注解《左传》说“蒋在弋…     

“谋不失利”

一些望文生义的读书人．一看“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就说孔子只讲仁义，不讲重利。一些狡猾的伪君子，则据此编造出“君于言义不言利”之类的高调，以掩盖其谋取不义之财的丑态；许多不作深究．且进取无“J的封建文人，往往也以“不言利”来自命清高；至今仍有人因此把“言义不了利”说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而加以讽刺和嘲笑。这些都错了。实际上，孔子是非常重利的。很能体现了孔子思想的《左传入．就把“谋不失利，以卫社稷”（《左传》宣公十五年）作为贤君能臣的行为准则．把空谈仁义而不谋利的宋襄公视作“蠢猪”式的人…     

“自贵其心”与政治、学术之分途——章太炎评价孔子问题新探

康有为首开晚清"尊孔"的孔教改革运动,与其立异者自然是章太炎。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分为政治与学术两个层面,以这两个层面为纬,辨明章太炎评价孔子的"变"与"不变";以按时间发展顺序的文本分析为经,从而更好地把握章太炎心中的孔子形象。将章太炎评价孔子的变化视为其"自贵其心"的一贯心迹,对"忠恕"思想的新解亦可以看作章太炎对孔子和儒学的最终肯定性评价。在激进与保守思潮激荡的晚清社会,作为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代表的章太炎,他对孔子的评价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维新派都可以看到他们对孔子评价的相似心路。     

《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新民说系列)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创造了伟大文明,但也一直没有走出一个困境:要不要中央集权?最早受这个困境折磨的政治家,是商朝末年的周部落首领姬伯;思想家,则是孔子.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里提出一个基本命题:最好的政治体制是"天下为公",造成的社会名曰"大同".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公天下之理",在后世儒家那里,此理被表述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 他在《春秋三传》里提出了另一个基本命题:最值得维护的政治体制是"大一统",该体制名曰"春秋".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大一统之义".     

千年古国颛臾

正现行人教版高一语文中有一篇文言文《季氏将伐颛臾》,记述了孔子与其弟子冉有就"季氏将伐颛臾"一事的对话。该文取自《论语》,其中提到的颛臾,即指位于今平邑县境内的颛臾古国。《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西晋杜预注: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国(指任、宿、须句、颛臾),伏羲之后,故主其祀。任,今任城县也。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西汉时平邑置南武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