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春秋左传学的两次转变

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变,前后见解大异。章太炎春秋左传学演变的实质是在今古文之争中,逐步摆脱《公羊》、《穀梁》的义例体系,采用、完善杜预的义例体系,转变为纯粹的古文经师的过程。章氏春秋左传学演变的动力是对《左传》微言大义的一贯追寻,章氏从最初认同《公羊》学派孔子制《春秋》为后世立法的观点,变而为认同杜预《春秋》是鲁史旧文,孔子述而不作的观点,前后见解大异。     

疑古思潮与20世纪《春秋》学研究

经过梳理20世纪疑古派关于《春秋》经性质，三传真伪、作者与成书时代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可见其击中了很多传统说法的漏洞、总结了《春秋》辨伪史，但对《春秋》经传多方面的价值认识不足、对传统《春秋》学没有做出全面正确的分析评价，可谓得失相参。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疑古派的研究对20世纪《春秋》学的巨大影响，即内容上使《春秋》性质，三传作者、成书时代等问题成了热点问题，开创了《春秋》学史以及关于《春秋》经传历史文化、文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多方面的研究；思维方式上一方面终结今古文之争，破除了迷信与权威，另一方面则形成了轻疑的学术风气。     

刘歆争立《左传》始末略论

《左传》自先秦成书至西汉,一直处于潜滋暗长的阶段,学者“传训故而已”。直至刘歆的出现,《左传》才异军突起。《移让太常博士书》标志着第一次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正式开始和整个经学发展演变的重大转捩。从刘歆出外补吏复起到《左传》等古文经传得立于学官,确实与王莽的大力扶持分不开。     

“西狩获麟”:《春秋》三传的解经体式与视野

《春秋》三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解经文献,但是它们的解经倾向不同,《公羊传》《穀梁传》以义理见长,《左传》以叙事见长;它们的解经体式也存在差异,《公羊传》《穀梁传》保留了师徒讲授的问答形式,而《左传》则重在记载性的陈述。解经观念和体式的差异互为表里,也影响到三传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以《春秋》的结尾“西狩获麟”为焦点,可以看出三传的体式差异,以及解经体式对经学观念的影响。     

西汉至唐《左传》的传播和研究评析

《左传》由于述录了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自问世以来人们就围绕着其“传《春秋》”与“不传《春秋》”展开讨论，对《左传》的传播和研究也就围绕着是“野书”还是解经的经书展开：在争论与申述中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宽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也使《左传》的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最终使这部反映春秋时期多方面生活的经典历史散文，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界奠定了双重身份的典范。     

刘师培《左传》义例研究

刘师培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天赋异禀却未完成三世家传的经学巨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师培对《左传》义例之学颇为用力,成果累累却未得到学术界充分重视,学者对其多有误读。本文在精研文献基础上,对刘师培重视义例的原因、义例研究成绩、学术界常见误读等作进一步分析,对刘师培的义例研究作出客观定位。     

论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的叙事者

春秋至西汉是我国古代史学建立的重要时期,其中足以构成史学发展阶段性的著述有《春秋》、《左传》和《史记》。《春秋》处在中国史学的草创阶段,其叙事极其简略;《左传》处于历史叙事的成熟阶段;《史记》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三部历史叙事文本的叙事者处于不同的位置,《春秋》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叙述层,《左传》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故事层,《史记》的叙事者以明确的身份“太史公”出现在交流层。     

汉代谷梁学礼法思想探析

在汉代，经学与政治、法律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和内在互动。解释《春秋》经义的《谷梁传》是《春秋》三传之一。《谷梁传》“借事明义”，强调礼制，重视宗法伦理等级秩序。随着汉代政治法律实践的展开，谷梁学终于走进了统治者的视野，忠孝、仁义、尊卑等汉代谷梁学礼法思想的精髓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法律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楚国水军初探

春秋中、后期、倚江傍海的吴、越崛起,与“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的楚国分庭抗礼。从此,春秋争霸战场上的战争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陆上作战转变为水陆两路作战,我国古代最早的水军(《左传》记载,当时称为“舟师”)开始出现了。正如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兵谋表叙》中总结的:“传文所载,初年仍古法用车,最后毁车崇卒,吴楚越则用舟师。”本文拟通过对楚国水军及水战的探讨,反映春秋争霸战史的一个侧面。舛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廖平的兼治三传与晚清经学的时代特征

廖平《春秋》学的特点,是以礼制为其根荄,从《谷梁》入手,兼治三传,所谓“三《传》镌后,别为《折中》”。认为三传同源,所说经义大同小异。旧来说三传者,“不务大同,专竟小异”,实际上完全蒙蔽了三传的真意。由此,廖平兼治三《传》,主张会同,甚至否定了经学今古的壁垒。     

胡安国佚信《答罗仲素书》考说

《四库全书》所收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豫章文集》卷十六《附录下》载有《答罗仲素书》一文,此乃胡安国佚信。罗从彦致信应在靖康元年,胡安国回信则在绍兴二年至绍兴五年之间。罗从彦于绍兴二年以特科授博罗县主簿,卒于绍兴五年殆无可疑,毛念恃疑罗从彦＂享非六十四也＂,甚非。此佚信不仅是证实胡安国与罗从彦存在着学术交往的唯一文献材料,而且佚信内容颇可与《胡氏春秋传》相印证,对研究胡安国其人其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佚信所举＂圣笔诛乱臣讨贼子＂系列事例,《胡氏春秋传》皆有详细论说。     

柯劭忞春秋谷梁学特色研究

柯劭忞致力于《春秋谷梁传》的注解,既有以经学救世的需要,也有对晚清公羊学兴盛局面的批评及对前人《春秋谷梁传》注释的超越等原因。其提出应重视汉代刘向及郑玄的谷梁学成果、以"九旨"为《春秋谷梁传》的纲领、《春秋》有笔削大义、注解《春秋谷梁传》要会通三传等主张。在注解《春秋谷梁传》中,形成训传语之据、证文字之讹、证说解之讹、通传文之义例、以史实说经和反对尚谶纬异说等特色。因此,柯劭忞的《春秋谷梁传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论北宋《春秋》博士的废立与熙宁变法——以“不与民争利”思想为视角

熙宁变法中《春秋》博士的反复废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不列《春秋》于经书,不立于官学,不用于贡举;八年(1075)颁布亲自编纂的《三经新义》令天下士子宗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复执政,尽废新法,六月复立《春秋》博士,科举复考《春秋》。之后哲、徽、钦三朝,《春秋》博士又随着新旧党人的轮番执政而被二立二废。《春秋》博士的反复废立,其实质是新旧党争的一场政治拉锯战,隐藏着双方争执的关点"与民争利"的问题。     

论周洪谟《春秋》学思想

明代中期川籍儒者周洪谟"居显位,有文名,而又深于经术",其《春秋》学思想主要散见于所著《疑辨录》中。周氏对《春秋》"经文文本"、"周正时月"以及"训经之传"进行了辨疑,所论多出新意。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常事不书"、"书以记异"等《春秋》书法观;另一方面也发挥了《春秋》"尊王"、"崇礼"、"奉天道为政"等经世大旨。     

宋代《春秋》学文献与宋代《春秋》学

宋代《春秋》学文献数量众多反映了宋代《春秋》学的繁荣及其在整个《春秋》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种类分布则展现了宋代《春秋》学讲求会通,注重义理、疑古惑经以及开拓创新的时代特色;时间分布、地域分布则分别展示了宋代《春秋》学发展的阶段性、地域不平衡性,共同揭示了其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密切联系。     

唐代新《春秋》学的内在理路及其价值

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新《春秋》学,是在传统经学走入学术困境的前提下产生的。新《春秋》学尊经贬传体现了经学发展的转向,是其治经表现出来的特色和趋势,也是在尊王和义理思想指导下的必然,尊王思想和义理倾向是啖赵陆的对经旨的发明,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但更多是创新,会通和直寻是其治经的方式,是表现义理的途径。新《春秋》学正是在对这种经学发展的链条的否定与突破下树立了新的经世观念,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具有经学转向意义。新《春秋》学开启了宋明理学之先声,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韦玄成何曾以《诗》授哀帝——《汉书·儒林传》纠谬一则

韦玄成是西汉中后期著名的《诗经》学者,是＂‘鲁诗’韦氏学＂的核心学者。《汉书·儒林传》云：＂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意谓韦玄成和他的侄子韦赏皆曾以《诗》教授汉哀帝刘欣。后世学者对此未加辩明,多有引用。但是,韦玄成去世时,刘欣尚未出生,他不可能以《诗》授哀帝。传世《汉书.儒林传》应是出现了衍文,遂有此误。     

论《左传》叙事策略的运用机制及其突破

《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长达二百五十四年间春秋列国的兴亡变迁及诸侯公卿争权夺利的割据混战。如果没有恰当的叙事视角，那么就很难再现这一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因此本文对《左传》的叙事视角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分类和研究。笔者将《左传》中的叙事视角分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视角和纯客观性的史官叙事视角三种．并主要结合《庄公》《僖公》进行了具体详实的分析。     

王源《左传评》对清初古文叙事研究的贡献

清初的《左传》古文评点研究，特别注重探讨其叙事方法。王源由《左传》叙述战争的精彩篇章出发，以《周易》之道为本源，以《春秋》以来的良史笔法为评价依据，而以《孙子》在战略上追求奇变的宗旨为参照系，主张先从源头上体认作文之根本，进而从经世济民的实用目的出发，以天道变化的规律来指导章法的运用，从而实现道统与文统的合一。这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一种先秦西汉史家叙事的传统。这一观点对清代文章学的发展颇有助益。     

《晏子春秋》引《诗》考论

《晏子春秋》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史籍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全书共引《诗》24次,引诗者多为晏子,兼有齐景公、叔向等人。晏子引《诗》主要是将《诗》作为论说礼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的依据,增强劝谏的说服力,可见《诗》在其中发挥着理论依据的功能。《晏子春秋》引《诗》,反映了春秋末期《诗》的流传与接受情况。晏子等人对《诗》的接受,主要代表了当时儒家以外的人对《诗》的接受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