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再说刑事一体化

严而不厉与厉而不严两种刑法结构价值比较 ,前者更有利于刑法两大功能的实现 ,即更有利于犯罪控制 ,也更有利于人权保护。刑法结构是刑法机制的组织基础 ,刑法结构理性实现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刑法机制的顺畅。     

当代刑法的两大基本理念及其意义

刑法是公法，维护秩序是其第一要义，也正因为它是公法，因而又必须警惕和提防它对公民的不当侵害。秩序的刑法维护受罪责原则、法治国家原则、人道主义原则的制约。秩序的有效性取决于刑法的惩罚和预防功能的现实成效，它并不在于刑法的严厉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刑法具有残缺性，是第二次规范，它本质上是保障法，因而它不可能也不应当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只是其他法律不足以抗制且选择刑法具有效果时的最后法律手段，其使用受刑法谦抑思想的制约，“抓大放小”应当是刑事政策的必然选择。这些观念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念。     

美国刑法的结构概要(下)

美国刑法之所以采取制定法的形式,是为了提高“合法性原则”的效力;美国刑法的运作结构以三部分为中心:犯罪定义、归责原则、抗辩理由;刑法应具有三种功能:规则叙述、责任分配和等级划分。     

刑罚的内部功能解释

刑罚的内部功能,是指刑罚作为刑法系统的一个基本要素,它在刑法系统的建构中所能产生的作用.这是刑罚权以象征性的符号形式作用于刑法系统的其他要素时所发生的功能,它表征刑罚在刑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刑罚的内部功能主要包括规范定性功能、评价功能、予效功能,它们体现的是刑罚要素在刑法规范构造过程中的原理性的价值,所以,其意义主要在立法过程中得以彰显.     

刑法文化对犯罪预防控制的影响——从四种刑法文化类型进行的分析

刑法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刑法领域的显现,是刑法规范、相关法律设施等外化法律实体的内在精神部分,具体地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犯罪观和刑罚观上.刑法文化反映和指导着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决定着犯罪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犯罪预防控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模式以及犯罪预防控制体系的构建.不同类型的刑法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犯罪预防控制模式,不同类型的刑法文化中犯罪预防控制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所采用的方式、体系也是不同的.通过对重刑主义、工具主义、泛道德主义、泛刑主义四类刑法文化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刑法文化理念对犯罪预防控制产生的具体影响.     

刑法结构变革中的罪量要素应力研究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离场以及行政拘留的刑法化趋向,刑法结构的变革亦从一种观念落实到实际行动.刑法结构的变革直接关乎刑事法网的大小与刑罚的苛厉程度.罪量要素作为我国刑法认定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制度设计,成为调节罪刑关系的关键指标.本文以刑法结构变革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晚近刑法修改中罪量要素调整的具体样态,以协调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对冲,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的紧张关系为理论背景重点探讨了“零门槛”犯罪的合理限度与人格要素在我国罪量要素的合理向度,提出“零门槛”犯罪限于超个人法益侵害的高风险领域,并主张坚持人格要素在定罪情节中的出罪性向度.     

刑法中的行政规范:表达、功能及规制

行政规范在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大量存在。不同立法目的决定了重在陈述的肯定表达和重在价值评价的否定表达方式。行政规范在刑法中具有影响犯罪成立的动态功能、征表犯罪特征的静态功能以及执行刑罚的实践功能。行政规范的扩张和易变决定了其刑法功能应有一定的限度:行政解释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直接依据;除刑法明确规定外,违反行政规范的处理不能成为刑罚阻却事由;行政规范的入罪功能和方式应受其形式和制定主体的限制。对刑法中的行政规范,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规制:确立对涉案行政规范的一般司法审查机制;建立行政规范与刑法的良好衔接;有限度地认可行政解释的参考意义。     

关注刑法运作

刑法运作的内容涉及刑法适用的过程,司法机关及其结构状况、参与刑事诉讼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和案件有密切关系的诉讼参与人,刑法实施的外部环境和国家权力的干预程度等方面。同样,效率和公正是刑法运作追求的重要目标,二者可能统一也可能出现矛盾,但是刑法运作要力争二者兼顾。     

刑法不能承受之重——从刑法修正案（八）入手

法律规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刑法作为底限性法律规范而存在，一次法调整失灵是刑法适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危险驾驶罪，是在刑法迷信思想的支配下，基于安抚“民意”的目的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对于一次法的选择性执法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选择刑法作为社会秩序控制的首要工具，是刑法不能承受之重；即使是在风险社会中，对“安全刑法”的价值追求也只应使刑法有限地前出。     

刑法渊源概念的再界定——基于司法视角的观察

法律渊源概念其实是描述司法过程的动态概念。司法视角下的刑法渊源理论有助于扩大司法者找法的视野,帮助司法者正确找法,这是刑法适用的起点。承认包括习惯法在内的非刑事制定法为刑法的渊源,不仅能够解决现有刑法渊源理论自相矛盾的尴尬境遇,而且也更加符合刑事司法的实际运作,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可操作性;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如何在张扬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     

刑法解释学思考--以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为视角

任何法律法规都需要解释，刑法也不例外。然而，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的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文章通过阐述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深入探讨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规定以及刑法分则相对应的各种表现方式，结合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和刑法解释的理念以及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提出了一些完善司法解释体制的建议。     

刑法修正案的若干思考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二者之间的内容替代、形式同一、层级效力等同的关系 ,以及刑法修正案的以制定权为内容的增设新罪功能 ,决定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因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刑法修正案的做法值得反思 ;与单行刑法对刑法进行修正比较 ,刑法修正案具有较多的优越性 ,但其局限性也不可忽视 ,其功能上的局限性决定刑法修正案不应是修正刑法的惟一模式 ,有时仍然需要通过颁布单行刑法乃至于全面修订刑法典来弥补。     

关于“97刑法”与“79”刑法”若干问题的比较

<正>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文称“79刑法”,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文称“97刑法”。“79刑法”与“97刑法”前后相隔十八年,“79刑法”实际执行为十七年。本文拟就两者的若干问题作一比较研究。 立法背景比较 “79刑法”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三十个年头的产物。三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是而立之年,     

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为理解和把握现代刑法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也为反思传统刑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为了应对风险,有必要制定风险刑法。风险刑法在观念、功能和归责等方面与传统刑法有显著不同,对传统刑法基本原则构成挑战,并对传统刑法价值体系进行裂解,隐含有巨大风险。在风险社会,可以采用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并存的方式,以弥补传统刑法在功能上的不足和责任追究上的漏洞,两者互相支持,共同达成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的目标。     

刑法经济性理论根据及其实现

“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这就是对刑法功能二重性的科学认识，因而，刑法经济性的要求便应运而生。“所谓刑法的经济性，也叫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它刑罚替代措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用个人痛苦的最小值来得到社会防卫的最大值。”笔者所查的有限的书籍中，仅有刑法经济性的内容蕴含及实现途径的论述，却未曾见到对其的深层理论根据进行系统探讨的文章著述，在此，笔者谨以初入刑法学大门的学生身份，斗胆就其深层理论根据及其实现求教于各学界老师，敬请指正。     

美国刑法的结构概要

美国刑法之所以采取制定法的形式,是为了提高"合法性原则"的效力;美国刑法的运作结构以三部分为中心:犯罪定义、归责原则、抗辩理由;刑法应具有三种功能:规则叙述、责任分配和等级划分。     

何谓刑法:基于司法逻辑的重述

刑法与《刑法》不同,这是理解《刑法》第1条之前应予注意的.《刑法》第1条的理论地位是刑法的概念,其规范地位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2至5条分别规定的是同一根本原则之两用:法益保护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它们分别侧重于为控辩双方提供话语基础.关于刑法的概念,则应从“体——用”的动态轴和“内容——形式”的静态轴构成的坐标中去界说《刑法》第1条.在此基础上,应对刑法的公法性、刑法的政策性、刑法的目的性、刑法的规范性、刑法的司法性等命题的传统理解进行澄清.     

规范意识强化:也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刑法规范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公众的认同与忠诚,故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宜纳入刑法的规范性要素,“新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应该得到支持。由于对刑法工具价值的夸大与误读,我国目前刑事立法、司法甚至刑法理论都存在着严重背离民众法感情的“异象”。通过科学刑事立法、强调刑事司法之社会效果、提倡刑法的适用性解释观念等途径,能够促进符合当下法治理念之刑法公众认同理念的培养与建立。     

刑法之灵活性及其意义

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从实质正义的要求出发,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样也是实现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则。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都是存在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克服法律在寻求自身确定性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法律适用的结果更加符合正义要求。但是,基于对人权保障功能的重视,刑法的制度设计在总体上是以确定性来限制灵活性的,确定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价值,但它一定是优先性的价值,因此,灵活性最终不能拆毁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