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同法,首尊为宪——悼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先生

本文总结和分析了布坎南基本的公共选择理论、宪政经济学、财政理论,正义与伦理观,以悼念这位思想大师。公共选择理论把一整套的新古典经济学工具沿用到对非市场决策即公共选择的分析,颠覆了传统的政治学和财政学的研究套路。宪政经济学理论秉承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强调对基本规则选择即"宪则"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上述研究方法,为推导政治与财政的宪则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的融通——对布坎南立宪伦理思想的再思考

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有着天然不足,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的应时而生,不仅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在政治视域的缺憾,也复兴了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传统。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经济学为国家的理性重构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全新进路,其为预防政府危险性和增强国家潜力方面提供了理论渊源。宪政经济学不仅是现代国家理论的理性重建,也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建设性的改革进路。     

论西方宪政的价值维度

宪政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弄清楚宪政的价值诉求,对于正确认识宪政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宪政是以保障人权为根本价值目标,以法治为治理基础,以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型构观念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西方宪政包含人权、法治、权力制衡等四个方面价值要素.其中,人权是宪政的价值核心,法治是宪政的秩序基础.权力制衡和政府"有限"则是宪政的理想愿景.     

新政治经济学与当代公共行政

新政治经济学,狭义上特指70年代以后形成的公共选择学派的思想,广义上则涵益在经济学领域中,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公共领域或集体选择过程中人类互动的行为、规则与制度安排的多个流派及其思想.这些思想在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行为,分析公共组织的功能、研究公共政策制定与选择等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它们对长期困扰公共行政研究者的一些问题的阐释,不仅在理论上推进了公共行政的发展,而且为政府管理变革运动提供了直接的启示.     

超越西方“宪政”话语——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要义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需要在深入解析西方"宪政"话语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理解西方"宪政",不能脱离其原初置身的特定"文明情境",如此方能避免掉入"普世价值论"或"阶级定性论"的窠臼,从而把握人类政治治理的基本问题,即主权者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理性与意志的平衡问题,国家能力、政府责任和法治的统一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应与解答体现了对西方"宪政"话语的超越,包括借鉴吸收了西方"宪政"话语的合理内核,在根本上是为了服务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强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基本框架下进行法治建设,为实现"善治"而更加注重治理权的积极作用,基于中国文明情境而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宪法程序与国家权力--美国联邦宪法的启示

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完备的程序制度,为规范权力、保障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联邦宪法的有限政府原则见之于其繁复的权力运行程序细节中。宪法程序具有权力的正当化功能、规范化功能和形式合理化功能。作为宪政基石的法治,乃是一种以正当程序为主要内容的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政府诚信机制缺失的法理分析及其重构——以宪政理念为视角

"华南虎事件"折射出政府诚信的缺失。政府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行为频频失信于民,导致政府诚信度下降。以宪政理念为视角,对政府诚信缺失进行法理和社会学分析,可为我国政府诚信机制构建提供必要的路径选择。     

论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治理的视阈

当前,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问题愈益尖锐,现实症结应在于流域政府纷纷实施了地方保护的策略选择,体现为一种政府外部性,其衍生的根由则在于流域政府权力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了相互间正交易成本的出现.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启示,须建构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从而规范流域政府各自权力产权,降低因相互摩擦所引发的交易成本,由此即可以减少或消除此种政府外部性,最终求解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反复博弈模型和制度主义的援证,公民退出选择与呼吁力量的驱动以及流域公共利益观念凸显和官员的理性自觉,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之建构成为可能.而其主要类型的界分则同样可以受新制度经济学启发并吻合治理的行动逻辑,进而区分为科层机制、市场机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三种,它们相互存在替代性但更应实现有机的结合.     

共存与互生：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的融合

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作为政治与经济两个不同的制度规则已经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认同,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同时,也是人类追求民主宪政的时代,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是同时期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但又有着不同逻辑体系与理论规则的主题话语。民主宪政观念的生成和培育深受同时期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影响。民主宪政理念在制度选择上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和理论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