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正>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将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在传统叙事学研究中增添了性别维度,又修正了传统女性文学研究中重内容、轻形式的弊端,是目前方兴未艾的一种学术新思维、新方法。本期推出的三篇论文中,《叙事学视野下的"女性声音"研究及其中国化建构》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概念、研究视域、话语理     

发出“我”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叙述声音

在叙事学中,叙述声音指的是虚构叙事作品中声音之所由。它既是叙事策略(抑或叙事技巧)的问题,同时也超越了纯粹的形式层面,而与诸多语境相关联。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叙事学在法国兴起,时至今日,经历了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叙事学已从强调文本分析的内在研究兼顾到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文本从其内在文学性的桃花源走向了更为广阔复杂的现实世界。"叙事是一种参与文化进程的文化现象。"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上面的问题已不单单是叙事策略的问题,它必定负载了在叙事策略之外的文化意义。一、叙述声音之于20世纪90年代     

透视流动家庭:文化规范与生活实践互构下的性别秩序

乡城流动给卷入其中的个体和家庭带来家庭理念与生活实践层面的冲击。本文将其置于家庭主义的文化框架之下,透过劳动性别分工和夫妻权力关系探究流动家庭性别秩序的重构。基于质性资料分析发现,"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是统合流动家庭成员共同关切的价值基础,而女性的性别化妥协表现为母亲屈从的主导与妻子妥协的相辅相成。传统性别分工一再被突破,家庭经济策略成为理解打工夫妻性别分工的重要线索。女性主体性的提升是夫妻权力关系得以改变的关键,男性以既有排斥又有接纳、既有对抗又有合作的不同方式予以回应。传统文化规范与日常生活实践彼此互构,性别秩序在不断妥协、坚持与再调整的动态过程中得以重塑。     

叙述视角与新世纪文学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叙述视角是女性文学形式分析的一个重要向度,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不再拘泥于聚焦者的生理性别,而是着重探讨写作者采用了哪种类型的叙述视角、缘何采用,及这种视角如何帮助作者建构女性声音的,这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增长点。通过对《奔跑的火光》《轻重》《拐弯的夏天》《好儿女花》《流年物语》《婚姻》等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文本细读,探讨主人公叙述视角、主人公兼叙述者视角、叙述者视角等不同叙述视角所隐含的女性声音,以详实的文本分析实践丰富、充实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     

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国实践的反思与展望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经典叙事学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中国现当代学界利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进行了诸多女性文学及跨学科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方式进行补充与提升,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也呈现出研究的不充分和模式化弊端。在充分发掘已有女性写作基础上,针对中国具体语境与国情发展开展中国式"交叉路口性"研究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路向。     

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

性别叙事学作为一种文本阐释的实践方法．将性别研究和经典叙事学纳入了同一视域，使得两种本无联系的文学批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性别叙事学不仅注重对女性作品的性别化解读，它还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男性作家及作品．揭示了叙述结构和文学技巧所蕴含的性别关系本质。本文从叙事模式、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叙事空间和叙事时间等诸方面阐述了文学的叙事形式与性别意识的相互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尝试使用叙事学的分析工具对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义的阐释，希冀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研究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试析大众传播中性别歧视的成因

本文认为,大众传播的公众性使它倾向于迎合大众心理,包括暗合他们落后的性别意识.同时,作为社会扩展主流文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它难免要表现由传统积淀而来的性别歧视.大众传播媒介普遍地商业化运作,由此出现了一切可能促进销售的行为,包括针对更有购买力的男性促销,把女性性对象化、商品化.大众传播的信息源是社会组织,而这类组织往往是与国家权力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核心组织,是性别制度中有比较明显的性别特征的组织,女性通常只能在其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     

男性特质视角在西方明清研究中的运用——以方法论的转向为中心

随着西方性别研究和明清女性研究的发展,男性特质成为西方明清研究的重要视角。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001年间)明清男性特质研究以反本质化为立场,分析部分男性群体对传统男性角色的偏离,以打破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本质联系。第二阶段(2002年至今)研究以反同质化为立场,揭示明清男性特质的多样建构及父权制的运作方式。对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讨论的不足是明清男性特质研究的主要问题。明清男性特质研究需要利用男性对女性的拥有权、女性主体性和男性同性社交欲望等概念,以深入考察社会性别权力关系,更好地实现批判父权制的目标。     

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及其生活空间的建构与表达——以四大木版年画为考察中心

年画是中国传统民间美术之一,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题材及民俗功能一直备受民众关注与青睐。"仕女画"是年画重要的题材之一,其内容丰富、涉猎广泛,为探讨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及其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本。不同文化载体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亦有不同,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规训后的艺术表现,同时也成为"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古代礼俗中男性观看女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仕女画"成为男性视觉欲望消费的对象。因此,文章以木版年画作为文本,在呈现中国古代女性生活的同时也窥探其中所隐含的性别权力关系。     

中年女性刻板印象的形成与破除

在当前大众传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中年女性被塑造为"贤妻良母"的刻板形象。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来源于传统和现实两个维度、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挤压,由女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综合塑造而成,其根本在于女性的身份角色和行为规范。这种对女性形象单一化塑造的背后是性别不平等的符号贬抑,折射出社会系统中悄然渗透的性别权力关系。破除和改变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需要多管齐下,从尊重女性价值、完善保障体系、重塑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着手。     

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女性身体形态脸谱化叙述

1949年中国大陆的女性解放运动,拓展了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以"铁姑娘"为代表的女英雄形象的出现,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能力的评价,打破了女性柔弱无力的僵化性别印象,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公共领域的权力,改变了传统社会评判女性的标准,瓦解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设定,但是,消匿女性特征的女英雄和凸显女性性别特征的反面女性的脸谱化文学叙述,又将中国社会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现代性社会性别建构推向了另一个二元对立、不平等的性别神话之中。     

从传统到近代:民间年画与中国女性生活——以杨柳青年画为中心的考察

杨柳青年画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为研究中国女性生活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本。在传统中国,年画中的传统女性生活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规训后的艺术再现。"仕女画"集中了很多女性形象,也反映了部分女性生活。在近代中国,年画中的女性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女性主体身份与社会角色也被不断重新定义,体现了民族主义话语及男性知识分子对年画创作者乃至社会的期待。一方面,杨柳青年画艺术地呈现出中国女性从传统到现代的生活变迁及其性别关系、权力关系之调整,另一方面其也展示了视觉文本的独特魅力。     

性别与领导力研究的范式转变

30多年来,性别与领导力研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变:在研究视角上,表现为从"差异视角"到"平权视角"的转变;在研究隐喻上,表现为从"玻璃天花板效应"到"迷宫"与"玻璃峭壁"的演变;在研究方法论上,表现为从"认同同质化"到"交错性范式"的变革。性别与领导力研究的范式转变,不仅有助于纠正传统领导理论及性别与领导力研究中的"认同同质化"的本质主义倾向,促进对多元边缘化群体的关注,揭示女性领导者复杂的多元经验;而且有助于促进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从而厘清多元交错的社会认同对女性领导者经验与行为的影响,揭示权力与社会不平等的生产机制,促进女性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     

“剩女”与盛宴——性别视角下的“剩女”传播现象与媒介传播策略研究

文章以"剩女"这一媒介制造与传播的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话语情境"、"文化编码"、"意识形态"和"市场与权力"四个分析维度,解析"剩女"传播现象背后媒介所运用的"聚焦"、"转换"、"制造"和"营销"等传播策略。文章指出,传媒对"剩女"议题的传播,与其说旨在解决女性的婚恋难题,不如说是从传统性别观念和媒介盈利的角度出发对特定的女性群体进行的性别规训。     

真实的“虚构”与虚构的“真实”——论女性小说叙述声音的形式选择

女性作家小说叙述形式有其独特性。对女性作家而言,作品形式之一的叙述声音,对女性作者的自由创作造成了很大影响。无论作者作何选择,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作者型叙述声音模式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读者将虚构故事与作者真实生活附会起来的影响。但现代女性作家可以采用诗意语言和自由间接话语的方式,以及刻意虚构真实故事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影响。     

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基于医学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双重建构

在医学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共同建构下,高龄初产妇已经从一个医学概念成为一种兼具性别意涵与越轨特征的话语体系,并对处于适龄期的中国青年女性造成了一定的身心压力。以社会性别为视角,从医学、大众文化两个层面分析关于高龄初产妇的流行叙事与价值立场,有助于发掘这种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机制。事实上,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宏观背景下,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不仅基于医学对女性生理特征的注解,也产生于当前社会文化所建构出的性别化规训力量。有关高龄初产妇的身体问题化、身份污名化的话语表述,体现出了医学权力与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合力争夺。     

才女神话的历史谱系与当代生成——以“知女”事件为中心

作为社会性别问题的"知女"是才女神话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从其历史发展谱系可以看出,男权中心意识借助于才女神话塑造"知识女神",其实质是以性别权力对知识女性进行规训与约束,而当代消费文化的渗透则加强了其中的庸俗化和符号化倾向。"知女"事件不仅凸显了当代知识女性的现实处境,更昭示了女性自我觉醒与自我解放的重要意义。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前台与后台:皖北农村“养老-送终”活动中的性别权力景观

文章通过对皖北农村丧葬习俗和养老实践的考察,发现在"养老-送终"这两个连续性事件中呈现出有趣的性别权力景观:尽管女儿积极参与养老活动,但在送终的葬礼上,儿子仍旧承担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家庭事件的运行后台,女性(包括女儿和儿媳)在养老活动中积极参与,并具备较强的影响力,但在家庭表演的前台——葬礼上,男性仍旧是家庭的正式代表。对此,可以由传统家族文化支撑的男性的象征性权力和由女性积极实践所获得的实践性权力来解释这种性别权力图景。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让妇女回家”

在围绕"让妇女回家"的争论里,男女之间的差异和平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从表面看,"让妇女回家"是关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但它隐含了女性与家庭权力,女性与私领域,以及女性与性别本质等多个层次的问题.从社会性别角度解析"让妇女回家",表明其本质还在妇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