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

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之为题材的乡土小说创作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向.在创作姿态上,作家们更热衷于对乡村文化的感伤式怀恋,或站在乡村立场上为乡村代言;在创作观念上呈现出更复杂和多元的面貌;题材范围从传统的乡村领域拓展到在城市边缘谋生的"打工族",艺术表现也有许多新的变化.它的主要缺陷,一是对乡村苦难的淡漠,二是缺乏深刻的哲学意蕴.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转型社会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思考——兼谈村规民约的历史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法治化首先是中国乡村的法治化,然而,近年来乡村法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对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以及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本文拟从村规民约在构建和谐乡村、法治乡村过程中的贡献及存在问题出发,进一步探讨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及定位.     

乡村社会的司法运作

在中国推行法治化进程道路上,乡村社会的司法状况因其自身的多方面原因,显现出与城市社会不同的影像.司法在化解乡村社会的矛盾时常显的较为软弱,司法运作的结果较难为村民所接受和认同.本文通过对司法权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现状,分析当前乡村社会的司法国情,并对如何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化建设提出应对措施.     

试论“乡政村治”中民族乡村关系走向及调适

民族乡村关系同一般乡村关系一样,是在“乡政村治”模式下的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乡村关系日益复杂,出现了两种极端走向.本文就民族乡村关系发展的现实表现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     

乡村地区刑事和解探析——以四川石棉彝族地区为例

刑事和解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现实存在的一种案件解决方式,它在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广泛存在.以四川石棉彝族地区为例,在对当地的刑事和解状况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原因、基本形式进行分析,旨在为乡村刑事和解提供有益的启示.     

乡村教育变革大视野

乡村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对于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乡村教育对于乡村振兴意味着什么?这是推进乡村教育变革应当思考清楚的三大问题.只有厘清目标,我们才能搞清楚乡村教育改革的新方向、新路径. 文化是乡村的根,教育是乡村的魂.没有教育的乡村是没有希望的乡村,没有教育振兴的乡村无法承担"民族要复兴,乡...     

人民法院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思考——以偏远地区基层法院为视角

在我国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案件纠纷在主、客体上存在的特殊性既是基层法院必须面对的微观环境,也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直面的宏观问题.在明晰转型期乡村司法职能的基础上,人民法院有必要以加强诉调联动、司法释明和审判公开为主要的司法策略,探索参与当前时期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试析农民离村对近代乡村发展的影响——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

20世纪20～30年代是全国农民离村的重要时段.江苏省的农民离村兼具普遍性和典型性,表现出规模大、主动性强以及流向以城市非农产业为主的特点.这对近代乡村的发展造成了多元影响:资金与技术的回流反哺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和精壮劳力的流失又造成了农村发展的空心化;在物质和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农民离村的冲击波已经触及到根深蒂固的传统乡土观念,促使农民在价值观念、宗族意识及思维模式等方面发生转变.     

用法治行善治 夯实乡村治理法治根基

乡村治、百姓安。2019年,山东省平原县以王凤楼镇、桃园街道为试点实施乡村综合治理,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司法所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凤楼司法所、桃园司法所在平原县司法局指导下,积极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用法治行善治,为平原县以法治助推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论“跳桥秀”的刑事法治理

某些"跳桥秀"行为给公共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对行为人适用刑事法予以处置并不违反谦抑原则,也符合现时的刑罚观和程序法上的比例原则。应当以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规范依据,对某些"跳桥秀"行为人科处刑罚并在案发时采取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以达到震慑犯罪嫌疑人,预防"跳桥秀"的目的。     

“磕出”中国法治“进步”?——死磕派律师的制度角色与中国司法的策略选择

死磕派律师是"北海案"和"小河案"中因"死磕"法院后,活跃起来的一批律师。死磕派律师将法院作为对抗的对象,把法条作为较真的目标,以"苦肉计"、网络直播、举报投诉和行为艺术为常用手段,将"个案正义"作为终极追求。虽然"死磕"有助于促使司法自律,但"死磕"的做法背离了司法制度的理性设计,极端化了法条主义,并大幅拉高了诉讼成本,事实上是在以"较真"程序的方式,追求有利的实体结果,同时,外部化了诉讼成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非正义。中国司法面对"死磕",需要在反思原有的常见方案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应对元素,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对所有方案进行有效整合,以有效处置"死磕"行为。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兼评中国《反垄断法》的适用和完善

《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在关国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素有“经济宪法”、“市场经济大宪章”之称。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导致适用于现代经济的法律体系构建也比较迟缓和不健全。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对我国《反垄断法》适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着重以经济学的博弈均衡理论分析行政垄断问题,以此说明经济学分析方法不仅是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重要的辅助性工具,可以为法律的适用和执行提供新的思路和指引。     

国际刑法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以中国为基点的思索

在历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兴起到90年代末2l世纪初的繁荣之后，我国的国际刑法学发展已经步入一个“茫然”的“停滞”阶段。称之为“停滞”，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国际刑法学研究虽然从表面上看依然成果丰硕、欣欣向荣，但实际上已陷入空前的困境；冠之以“茫然”，是因为学者们至今仍然陶醉在中国的国际刑法学研究“形势一片大好”的喜悦之中，对于浮华之下所隐藏的危机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因此，在当前浮躁的学术氛围下，重新审视我国国际刑法学研究的现状，正视其间存在的学术困境，对于深化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提升国际刑法学的学科地位、发挥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价值将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实行着手”的标准及认定

刑法以实行行为为犯罪规制的基本形态。行为是否开始着手实行原则上成为犯罪是否成立的标志性界限。所以，“着手”这一界限标准的确定无论是对犯罪的成立抑或犯罪其他特殊形态的认定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儒家的自然法思想

中华法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以天理为其评价社会规范的最高准则,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融入其中,认为"礼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佳手段。这种"天理"观是自然法思想的表现。礼是自然法的现实化,而贯穿在这种社会治理思想中的是一种朴素的"民本主义"。虽然这种自然法思想的发展不能和西欧自然法思想的发展相提并论,但确实起到了抑制"人治"恣意的作用。     

法律异化研究

法律异化是指法律这种人类创造出来的本用于服务人类的社会规范,因为一些原因反而成了走向人类对立面的一种异己力量的法律变化。其表现为依＂法＂迫害、合法伤害、非法侵害、人们对法律的异己感和积极寻求法律的替代品等多种形式。法律异化的人为因素是人的异化,客观因素是法律本身的悬空与不切实际、法律规范限制性的僵化、司法的＂证据中心主义＂和法律运行的程序主义等。克服法律异化的路径有以人为本,确保良法的产生;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防范主体的自我异化;运用宏观、全面的社会治理手段防范法律的异化等。     

制度创新抑或违法行政——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行政法分析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与西方土地银行制度不同。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缺乏法律依据，实质是行政违法；土地储备制度的实践，形成了对广大公民权益的制度性盘剥，因而不能被称为制度创新。通过对土地储备制度建立目的的重新定位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可以将土地储备制度纳入法治的轨道。     

略论物权法与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

《物权法》树立了平等保护私权的理念，明确了征收拆迁应予补偿及补偿的原则，有利于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征收是一个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则应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应在《物权法》中明确国家是征收及征收补偿的唯一主体，进一步完善征收补偿的原则，以真正落实《物权法》的私权保护观念，切实雏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