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的现实规则:内涵、构成与影响因素

政府决策作为一种组织行为,是由组织制度与决策主体心理互动形成的决策现实规则决定的。这种现实规则由决策领导规则、决策群体规则和社会心理规则共同组成,它们交互影响,在政府决策中形成问题选择规则、方案设计规则和政府最终决策规则。在现实中,决策制度框架及其约束力因素、领导者个人心理因素、群体决策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是影响政府决策现实规则的基本因素。政府决策过程应健全制度构成体系,提高制度约束力,并在不同阶段注重决策主体心理因素的变化和影响。     

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的程序保障——基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考量

检察官客观义务应当被看作是一项法定义务,唯有如此,才能从理论预设走向制度实践。新刑事诉讼法一方面扩大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另一方面有关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的程序规定相当简约,由此造成了"权力—义务"的失衡,从而给义务履行带来制度性障碍。为此,应当从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两个维度来设计相关程序,主要包括完善辩护权保障、诉讼监督、撤回公诉、申请无罪判决、对公诉的司法审查以及诉讼关照义务等程序规则,以此增强制度刚性和实效性,为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提供坚实的程序保障。     

与行政决策听证有关问题的思考

行政决策失误不仅给国家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浪费,而且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损害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行政决策听证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符合了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矛盾凸现的现实需要,也顺应了人类历史和法治发展的客现趋势,是未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时应当通过立法予以确认的。同时,行政程序法也应当对具体的规则,如是否适用"案卷排他规则"以及政府回应机制这样的配套制度予以明确。     

行政黑名单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行政黑名单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我国行政执法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现行法律中缺乏对于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具体规定,导致行政黑名单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法律属性不明晰、缺乏程序规则以及救济等问题。应当完善行政黑名单制度立法,明确行政黑名单的适用范围,在程序设置上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引入必要的救济手段,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标准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中如何判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的决策行为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符合其对公司的受信义务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公司法》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美国法中适用的是商业判断规则,但商业判断规则在适用中更多的是一项技术性的标准,依赖于法官的高素质。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应当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程序性事项,从程序上审查公司董事的行为,并避免对董事决策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论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制约

重大行政决策是行政权力行使的核心,是行政权力对社会有限资源的重要配置过程。对重大行政决策而言,程序意味着决策权威的分散化、决策过程的理性化、决策方式的民主化和决策体系的制度化,程序对重大行政决策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项能够制约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必须是公民参与的程序、具有公开性的程序、存在反馈机制的程序,并且是参与者存在平等决定权的程序。应以这些要求为核心,构建重大行政决策提起制度、重大行政决策说明理由制度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多数决策原则的理论预设及现实合理性探析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一种古老的决策规则，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递进过程中被不同类型的民主决策所习用。民主先驱们在实践这一原则时作了如下理论预设：人是理性的动物；多数人的决定具有更全面的知识、经验内容及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多数是开放和变动的。经验和事实表明，多数决策原则具有其现实合理性及不可替代性。但作为一种决策规则。也有其内在的局限，这是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面临的共同问题。     

行政裁决制度的地方立法安排——以避免行政法律风险为视角

行政裁决制度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重要制度之一,相较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具有高效经济、专业性强等优势。实践中,我国行政裁决规则不完善,行政裁决范围不明确,裁决机关职权不明确,行政裁决程序规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裁决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亦导致行政机关不愿履行行政裁决职能,使行政裁决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基于此,行政裁决地方立法中,应当坚持实体问题宜粗不宜细、程序问题宜细不宜粗的总原则,明确行政裁决范围,规范行政裁决机关职权,健全、细化行政裁决程序,在促进行政裁决工作开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在裁决中的法律风险。     

对完善决策机制改革的分析

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入手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必须做到(一)坚持正确的决策原则;(二)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三)建立和完善决策的八项制度;(四)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发达国家政府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特征及启示

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渊源是德军总参谋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专家咨询制度较为成熟,其组织和程序以法制化为基础、规则制定体现了严密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决策专家咨询体系与政治体制结构特点密切相关,专家咨询制度应具有制约权力的功能,决策咨询应寻求专家理性与社会价值选择之间的平衡,专家咨询方式应适应不同决策层次的需要。     

有限理性视野下侦查风险决策研究

侦查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侦查工作的成败,在侦查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侦查决策的对象是刑事案件,且在决策过程中要受到侦查决策主体、决策路径、案件具体情况、决策压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一种有限理性基础上的风险决策.针对风险决策,必然需要有一定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侦查决策,以期保证侦查决策更加准确,更能够实现侦查工作的最终目的.     

公共政策中的集团决策模型及在我国的适应性

如何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反映各方面利益并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公共政策,是所有现代政府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以及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所在。通过描述社会政治现象,分析政府行为,探讨集团决策模型的起源、基本内容、主要缺陷及其在我国现实政治中的发展等问题,建立起公共政策决策中的集团决策模型的基本理念和分析框架,可为我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供有益的思路。     

论民事诉讼中的部分判决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作出部分判决是常见的现象。然而,由于民事诉讼立法的原则、笼统,理论研究的欠缺,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意见难以统一。为此,本文对民事诉讼中部分判决的概念、意义,部分判决范围的认定,部分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剩余部分的程序处理及部分判决的上诉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完善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陈云的宏观经济决策理论

陈云的宏观经济决策理论,是其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策基础、出发点、根本原则、基本方法等,具有科学性和独创性。研究和探讨陈云的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对今天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实现宏观经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无等级的合作: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合作伙伴关系

在突发事件中,为实现公共服务目标而在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模式可以为低效率的官僚制管理提供另一种选择。对911事件的实证研究表明,各级公共部门之间及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间加强沟通和协调尤为重要。     

浅论制度供给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互惠互利的需要是制度的起源。在环境恶劣、资源极度有限的条件下,单个人为了生存,必须与别人联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旧的共同体内部的冲突日益严重,原来的规则、组织、制度在秩序供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的作用凸显出来。政府是国家具体表现出来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层面的制度供给相比,政府供给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独享某一领土范围的暴力使用权。由于有独占的暴力作为后盾,政府才能成功地推行自己的意志,才能有效地供给某种制度,确保社会不会陷入无谓的冲突之中。     

试析民主决策在我国村民自治中的地位及其运行机制

民主决策是我国村治的一个重要环节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真正有效规范的开展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和约束 ,这主要依靠民主决策。在民主决策体系中 ,其组织形式居于基础地位。在民主决策的具体操作中 ,要注意保证民主决策经常化、适时化、正规化、权威性的外在制度原则建设 ;民主决策体系自身的程序、方法、步骤等的建设。     

听证程序与庭审方式改革

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庭审方式改革,而庭审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立听证程序与庭审阶段的职能分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听证程序具有指导当事人诉讼、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和主持调解的功能。在把听证程序纳入司法程序之后,听证程序自然成为庭审阶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发挥着作用。     

刑讯逼供的历史合理性及现实批判

刑讯逼供是仍然存在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屡禁不止的丑恶现象,也是诉讼理论研究上的一大难题。从刑讯逼供的历史入手,对其产生的制度根源和存在条件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缺乏制度条件情况下刑讯逼供仍然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作出了分析,并从诉讼角度对遏制现代刑讯逼供提出了对策。     

“划一”与“创新”的制度困境及其消解以组织理论的视角审视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变革

制度创新有其必然性。西方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使社会政治制度也陷于标准化的技术理性控制之下,最终表现为制度创新与技术理性标准化的冲突,并导致组织冲突的形成与发展。而组织冲突的消解将最终依赖于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创新则应该以所有制关系变革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