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人"是指在公共领域内追求并践行公共性的积极行动者。公共领域搭建起公共人行动的舞台;公共人则建构着公共领域的疆界。在乡村社会中,散布着诸多由农村公共人建构的农村公共领域。由此可见,农村公共人是在农村公共领域内生产并呈现乡村公共性的行动者。乡村治理的实质也就是国家政权与农村公共领域的网络化协同合作共治。由于农村公共人是农村公共领域的积极行动者与建构者,乡村治理必然离不开在农村公共领域内积极行动着的农村公共人。因此,农村公共人构成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乡村公共话语场的理论逻辑、变迁轨迹与建构路径

作为补构公共能量场理论缺失的公共话语场在解释我国乡村治理问题时更具说服力。情景、权力和秩序构成了乡村公共话语场的理论逻辑,其中,情景逻辑在于对抗性空间的营造,权力逻辑重视基础性权力建设,秩序逻辑强调理性化有序博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梳理不同时期我国乡村公共话语场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虚置、真空和失范分别是帝制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的具体表征,而基层政府的"话语霸权"和底层村民的"政治冷漠"是乡村公共话语场建构的结构性困境。基于此,应以乡村治理模式选择为切入点,在系统分析乡村柔性治理模式与乡村公共话语场耦合性的前提下,通过柔性治理结构的重塑,为乡村公共话语场的建构提供学理支持。     

回归公共性:消费社会中乡村公共空间的资本化及其超越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其形态和功能对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乡村正逐渐由传统生产社会向现代消费社会转型,乡村的消费属性日益突出。在消费社会,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呈现出资本化趋势,即资本与空间深度融合,资本成为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公共空间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化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乡村公共空间也存在诸多问题。克服空间的资本化危机,需要以公共性为导向,通过树立正确的空间发展观、促进社会参与、创新治理机制、丰富乡村公共活动等途径,重构乡村公共空间。     

村民自治中的公共领域和公民德件

村民自治是在国家行政主导下的一种新的乡村整合方式,肩负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把"原子化"的农村整合起来的双重责任.然而,单一政治话语中的村民自治难以在"行政权"和"自治权"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甚至有以"行政权"淹没"自治权"之趋势."自发地"建构农村"公共领域"和培育农民"公民德性"是乡村自治的唯一出路.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历史考察

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形成与演化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从历史角度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问题，则是理解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关键。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农村公共产品问题，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之所以难以解决，不仅因为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乡村治理失灵，同样也与我国社会治理资源缺乏有着直接关系。从现实角度看，要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不仅要解决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整合各涉农部门职能，实现乡村治理和对于乡村干部的有效激励，还要努力培育有助于实现良好治理的社会文化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     

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消极民情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的民情总体上说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诸如公共精神缺乏、拜金主义盛行、情理精神浓厚、迷信之风蔓延等消极民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乡村治理发生着"反方向"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是传统国民性的惯性作用、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直接后果和落后乡村文化生活的消极影响。所以,改造乡村社会消极民情的路径就是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规范基层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加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市民社会视野下网络舆情的生成与应对

网络舆情是民众在互联网这方公共领域发表的意见、观点、言论、情绪、态度的总和。审视近年来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可以发现,公共领域在推进民主法治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公共权力机关应处不当、公共理性欠缺、网络舆论公信力堪忧是阻碍公共领域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     

网络公共领域的反腐倡廉功能及完善途径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网络公共领域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新形态,借助于网络技术成本低、速度快等优势,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正面功能,但同时也有虚假举报、使腐败分子隐匿等负面功能。为此,应重视培育网络公共领域,加快制度建设,借鉴国际经验,从而使网络公共领域更好地服务于反腐倡廉工作,以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需求视野中公共领域的实质 兼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意义

人的需求确立,公私分离,开启了近代社会,同时也是公共领域出现的根源。公共领域的前提和条件是人的独立意识、行为自律和批判精神;功能是形成共识和监督公权组织;运行机制是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我国虽然已经具备了公共领域的运行前提和条件,但中国公共领域存在固有的缺陷,必须克服这些缺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共领域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全过程治理: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弹性治理机制建设

公共领域的冲突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2017年6月,第六届全国公共领域冲突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举办,会议围绕公共冲突的治理机制建设展开了讨论,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综合而言,公共冲突治理需要以全过程治理为指导,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化解与事后优化的弹性治理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注重前端管理,建立"表达-引导"的冲突预防机制;聚焦矛盾根源,建立"沟通-化解"的冲突解决机制;关注制度调适,建立"反馈-修正"的冲突管理优化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战略性举措。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文化面临城市文化的冲击,日益呈现出衰落之势。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未来维度的视角分析,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重塑乡村文化应从重塑农民的文化价值观、促进乡村文化发展、培育乡村文化建设者的主体意识、建立"四位一体"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等方面着手。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迈向公共治理的共和路径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形成以公共治理为中介的实践共同体。我国在迈向大国治理的康庄大道中,为公共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又面临着一些困境。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公共治理,需要发挥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势,从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述评及现实思考

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发展。“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向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哈氏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与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基于广西H县农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村民小组在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仍有可能发挥其重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潜力。与村民小组在组织关系和权限上隶属行政村、村民自治基本上由行政村决定的"村强组弱"不同,"组强村弱"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意味着村民小组在资源下乡和各种制度建设过程中相较于行政村一级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空间,而行政村一级既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源,又缺乏可用的经济资源。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之下,村民小组长如何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有效联结,将深刻影响村民小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功能的发挥。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工作能力,是影响村民小组长与村民、村干部在治理实践中所处关系形态的关键变量,而这种关系形态又直接决定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