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

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面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向政治哲学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倡导话语政治与商谈民主。借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解读,解析公民身份与宪法爱国主义,有助于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初探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最初由德国政治科学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哈贝马斯是宪法爱国主义最强力、最具扩散效应的鼓吹者，他将宪法爱国主义构建为一种关于“后传统认同”的观念。他认为国家认同应当不过多地聚焦于某种历史认同，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权利和民主协商的程序。宪法爱国主义创新者米勒认为，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应当立基于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的规则和价值，塑造培育一种调和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特定的宪政文化，促进公民政治归属感的养成。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正当的公民忠诚和公民团结，从而促进国家长久的稳定、社会的发展。     

民族认同：爱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民族认同理论是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多个学科领域研究探讨的重点话题,其在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民族和认同两者的概念探讨出民族认同的概念及双重属性;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有机契合,是爱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认同在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四个层次上发展了爱国主义,是爱国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拓展和创新。     

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对流行的三种理论话语的辨析

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公民爱国主义是伴随全球化过程所流行的三种理论话语。全球化语境下的新自由主义传承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力图消弭民族国家主权、极力推崇全球统治的话语体系。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应对这种霸权话语,不能选择有致命缺陷的民族主义,应当在区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开放的、和平的公民爱国主义来重构民族认同,强化国家意识。     

浅谈欧洲集体认同及其建构——在两种文化向度下的解析

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利用法的规范性建制推动共同政治文化的形成来构建欧洲集体认同,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完善。事实上,通过对集体认同内涵的澄清和欧洲历史、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欧洲集体认同应该从两个向度展开分析,即政治文化和一般社会文化。欧洲集体认同存在的困境也正是在这两个向度下拆分的。与这些困境相对应,其构建也应该通过促生这两种文化的认同而进行,而欧洲公民身份的确立可以作为一座连接两种文化语境的桥梁。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民族国家是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以来组织人类政治生活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法理论证。当今世界,"历史终结"的断言和人类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论断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活跃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是安排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主要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民族主义通过对"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与区分来凝聚和团结本国人民和本民族成员,发挥了政治黏合剂的功能;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可能激发狭隘的排外倾向,导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冲突甚至战争。认识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生长之间的关联,承认其现代性的面向,同时寻求调和、冲抵民族主义内在的狭隘倾向,是现代中国民族构建的现实选择。     

实力政治与国家生存——马克斯·韦伯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解读

马克斯·韦伯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关注,也引起了诸多的争论.本文试图把韦伯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结合起来分析.通过考察韦伯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现实历史条件,笔者认为韦伯是一个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在韦伯的思想视界里,处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充满了为了国家生存而展开的激烈政治斗争,实力政治是民族国家的必要基础,国家生存和大国梦想是民族国家最主要的政治诉求,也是韦伯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与实质.韦伯正是以此来理解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现实处境和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希望的.     

论民族认同理论及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

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趋势使人们的国家民族意识受到严重冲击和挑战,民族认同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对策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引起多个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民族认同的概念非由民族、认同两概念的简单组合,但同两者的内涵、外延有着密切关联;民族、认同两概念的双重属性能推导出民族认同的双重属性。民族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上拓展和创新了爱国主义,在实践中有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各民族共生共荣。民族认同理论通过课理论内容的契合和教学实践的渗透实现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入。     

论民族主义及其中国当代形态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上的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追求与理想。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与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积极健康的主流,但也滋生了消极片面的非主流和日益极端的反主流。     

论民族国家的立宪模式——兼析中国和平统一的立宪路径

在现代社会,"国家认同"主要体现为"宪法认同",但是"宪法认同"亦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能会促进或者阻碍"民族(国家)认同"观念之形成。故而,立宪者须借助于"宪法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关系,形成特定的立宪模式。在当今世界,德国、美国和欧盟可以分别作为"先民族认同后宪法认同"、"先宪法认同后民族认同"和"超民族的宪法认同"等三种"立宪模式"之典范。中国和平统一事业之实现,当以"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宪法认同"之规范基础,以"宪法认同"之发展来引导、促进中国国家统一的立宪进程。     

论中国近代社会爱国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现代意义的＂国家主义＂却是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空前的民族危机逐渐明晰,爱国主义思潮也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思潮,随着一次次民族危机的加深,爱国主义促使着中华儿女进行了一次次救亡运动,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爱国运动,爱国主义团结和鼓舞了无数爱国仁人志士为探索民族救亡道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

马克思并未提出过"全球化"的概念,当代全球化与马克思当时所讲的世界历史相比,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实质并未改变。当代全球化依然是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行进着,依然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当代全球化的发展事实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狭隘的民族必将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分析当今全球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哈贝马斯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在 4 0年前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提出了传媒在他所谓的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的著名观点。尽管他的传媒理论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被认为具有乌托邦色彩 ,但其给予传媒学术界和业界的思考是多维而深层次的 ,对于在现实情境下建构中国的公共领域和发挥传媒的社会公器功能具有学术和实践意义     

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开放式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五千多年来鼓舞和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爱国是体现在情感、思想、行动的相一致。应该说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有爱国之情的,但是,现实中又出现如西安打砸事件等极端的现象。这是爱国情感与爱国思想、行动的背离,明显体现出很多人虽然有深厚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是在思想和行动层面经常出现"零"思维和"道德暴力"。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面对新任务、新形势、新问题,爱国主义并没有过时,我们要在坚持爱国主义的同时,研究开放式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路径,这对于抵制狭隘民族主义,拓展大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大学生理性爱国,凝聚大学生报国力量大有裨益。     

我国社区服务现状和改革方向

社区服务作为现代社区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最重要、最基础的社区工作任务和目标之一。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Q社区的社区服务发展模式为分析案例,论述我国社区服务经历十几年发展后面临的现实状况,提出如何协调社区服务和政府关系,实现专业化、产业化发展道路的解决对策。     

论法律现代性危机的解决理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它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建构.面对法律现代性出现的危机,西方法律学者们从不同的关注点出发,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西方出现的法律现代性危机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避免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的法制之路,是每个中国法律学者都不能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新时期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我们要不断加强爱国主义的科学理性指导,使爱国主义的信心更强、更加理性务实、更加讲求方式方法,并且把爱国热情化为建设祖国的积极行动,以体现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代精神。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