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及其识别控制

虚假有罪供述一旦被采信,将会对司法公正造成极大的破坏。侦查讯问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转型,使得有罪供述的生成路径发生了较大改变,增强了诉讼阶段虚假有罪供述的识别控制难度;加之现有制度规定在防范虚假有罪供述方面的作用有限,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作为讯问中多发的典型虚假有罪供述类型之一,已经成为冤假错案形成的重要原因。有效控制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应在准确识别真假供述特征的基础上,破除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形成的核心,即虚假供述行为心理结构和虚假供述行为机遇。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检察监督防范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得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通过检察环节的收紧批准、决定逮捕防线、加强讯问监督和提高证据通过审查后的质量,可以有效防止审讯过程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     

虚假供述可控性理论研究

在刑事审讯中,有罪者虚假否认指控可以说是一种常态表现,无辜者做出虚假有罪供述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学界对后者所指称的虚假供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界定、分类、成因、识别等基础理论层面上,对虚假供述可控与否以及可控程度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虚假供述的可控性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探索虚假供述可控性的评价标准,以期对虚假供述的预防与控制有所裨益。     

自愿型虚假供述成因的多角度解读

在刑讯逼供备受关注背景下,虚假的认罪供述往往被认为是警察审讯压力的结果。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人们忽视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无辜者自愿进行的虚假有罪供述,往往将其当成真实认罪供述。自愿型虚假供述具有的主动性、隐蔽性等特点给刑事司法带来危害。影响自愿型虚假供述的因素包括现实功利性因素、心理因素、人格与环境因素、精神病理因素等多方面,这些因素又具有传统文化中重亲情轻法律的消极思想、工具理性泛滥以及心理需求膨胀等文化、心理基础。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及其讯问策略

在实际讯问工作中,保持沉默和作虚假供述多被视为是拒供的表现,但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心理原因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别。通过对讯问中被讯问人各种不同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态及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和相应讯问策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讯问中达到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这一最终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错案研究——以虚假供述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湖北佘祥林案和河南赵作海案等冤案、错案见诸报端,刑事错案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错判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当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侦查阶段时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对此,必须从虚假供述产生的原因入手,找出审讯中存在的症结,以减少虚假供述的发生。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及其讯问策略

在实际讯问工作中，保持沉默和作虚假供述多被视为是拒供的表现，但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心理原因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别。通过对讯问中被讯问人各种不同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态及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和相应讯问策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讯问中达到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这一最终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释论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该原则反对以刑讯、变相刑讯以及与刑讯相当的其他强制性方法和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自愿供述的原则作出证明自己有罪的供述。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沉默权之间关系密切,但存在明显区别,该原则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对沉默权的认可或默许。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之间并不矛盾,不能将不如实供述简单理解为抗拒审讯,进而从严处罚。     

虚假供述的识别

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研究者们正探求识别供述证词的真实性的方法，来提高供述证词在法庭上的有效性，以保障当事人免遭冤屈，真正实现司法公正。非言语行为线索也许能泄露人们想要隐瞒的信息，通过观察这些变化，就能发现虚假供述。此外，特定的言语特征能够帮助区分真实与虚假陈述，这些发现为虚假供述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虚假供述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的人权保障问题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与深入的讨论,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在讯问活动中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造成虚假供述的原因是有罪推定、心理强制、讯问时空和刑事政策.防范虚假供述的措施是：严格控制讯问的时间;彻底贯彻律师的在场辩护权;恰当使用讯问策略,科学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知结构的改变.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美国心理强制讯问模式之启示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正式实行,我国对侦查活动的规范更为严格,侦查讯问模式也逐步从身体强制过渡为心理强制。心理强制时代的发展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讯问策略,但却加大了识别和预防虚假供述的难度。为了保障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侦查工作的效率,通过对比研究美国心理强制时代讯问的发展经验,认为应在监禁期间全程录音录像;建立讯问策略评估机制;规定具体的讯问时间长度;保障特殊群体的律师在场权等方面寻求我国讯问模式的发展之路。     

讯问中虚假供述的心理分析及识别

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在解决刑事案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和心理过程,结合回顾前人研究,发现有五条线索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其为:1.较少有自我参照代词;2.过分概括的词语;3.避免直接回答;4.较少具体提到人、地点和时间;5.通常含有较多的不相关信息或多余细节。     

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兼论沉默权与“如实回答”条款的关系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纳入其中,但对与该原则具有密切联系的沉默权制度却没有提及,并且保留了第118条"如实供述"的内容。这就使得解读相关条文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通过对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的解读,可以得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可以推导出默示沉默权的结论。为解决该原则与"如实回答"条款之间的冲突,第118条应理解为:如果你要回答问题,就应当如实回答;如果你选择沉默,则无须回答。     

英国供述排除规则对我国防范冤假错案之借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英国的数起冤假错案促使立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确立供述排除规则。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采取了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法律上的规定加之法院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判例，形成了一套既具有原则性同时又颇具灵活性的证据规则体系，既有效保障了刑事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又充分尊重了法官在供述排除与采纳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供述排除范围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完善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对于我国防范冤假错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推定的非自愿性供述排除初探

有的取证手段本身不能被确认存在强迫取证情形,但有强迫取证的高度危险,由此取得的供述根据某规定也应予排除。将这类推定的非自愿性供述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有助于完善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充分保障人权。应将可能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取证情形纳入推定的非自愿性供述范畴。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识别的心理分析———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

说谎是人的天性,侦讯中贪污贿赂嫌疑人虚假供述呈现自愿、屈从、内化多种样态.趋利避害的本能,高的智商、情商,位高权重、专业、一对一隐蔽性等特征,使嫌疑人供述更具欺骗性,侦讯难度更大.实践中侦查员对“承认所做之事的陈述”内心确信度很高;而对“否认所做之事的陈述”多有质疑,两种有悖常理的例外,恰恰挑战的是人的经验、思维定势和认知判断能力.经验与思维定势,既体现技能、水平,又易导致偏差、错误.大千世界,人生百态,一切皆有可能,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真相只有一个.把握贪污贿赂嫌疑人的情境心理,借助心理学讯问技术、不失为破解侦讯难题一种新选择.     

如实供述义务规定的反思与制度完善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如实供述为被追诉人的义务,但也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二者存在冲突。将如实供述设定为义务虽然符合探明案件事实的刑事诉讼目的,但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容易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为此:应当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范侦查人员权利告知行为,保障被追诉人的律师帮助权;进一步完善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以自愿性供述为前提,平衡刑事诉讼中公权力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