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和化解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要坚持"现场第一原则",坚持信息公开,不断拓展沟通渠道,慎用警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应建立健全包括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机制在内的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存在情绪耦合型和直接利益型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呈现出不同的机理与路径,情绪耦合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与路径为:环境矛盾与环境权益结构改变,情绪矛盾生成与耦合,信息传导机制的确定,环境群体事件群体心理构建,紧急性规范建立。直接利益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与路径与情绪耦合型环境事件演化机理与路径的典型差异在于:直接环境权益受损,体制内权益诉求,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因此,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阻断和治理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区别应对。     

基于失地型群体性事件视域的农民利益表达与权益的维护

失地型群体性事件近几年来呈多发的趋势,预防或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因此,有必要加强失地农民的权利保障,限制地方政府权力;完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监测预警和调查处理机制;提升农民法律意识和社会参与水平。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协调机制探究

当今中国主要的社会冲突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引发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为此,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就是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即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统筹机制和弱势群体保障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变化

作为观察社会矛盾变迁的窗口,群体性事件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变迁。"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类新型群体性事件的有增无减,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变迁:参与主体多元化反映出社会利益关系的"断裂化";冲突手段暴力化反映出中国社会局部矛盾对抗性增强;矛盾生成复杂化反映出制度内利益渠道表达的迟钝化和绩效的有限性;事件现场演变的特点具有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     

协商民主与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协商民主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积极回应,对预防和化解转型期多元社会矛盾外显体现的群体性事件意义重大,有助于完善公共决策机制、利益协调体制和治理民主制度,从而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但是,协商民主也因面临平等基础与公共责任匮乏、低效率以及维稳压力等现实困境而可能引发更大不公、损害公共利益、导致民众情绪失控以及民粹主义行为滋长等激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为此,将协商民主与依法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依据矛盾形成发展阶段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类型,选择恰当的治理方式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必然出路。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成因解析——基于利益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采取行为的根本动因，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本质是利益关系不协调的极端表现。本文从利益视角剖析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防范机制

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结构的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烈度,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措施如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政府坚持信息公开原则。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维稳”视野下的利益协调机制建设探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仔细分析所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在根本上都是由于对“利益”处置不均、不公、不科学引起,因此,为了有效“维稳”,根本着眼点是要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利益协调机制,根本要求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公平和正义为价值取向,应强化民主化、法治化观念,应做到统筹兼顾,应坚持适度的利益差距同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相统一.据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构建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利益约束引导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法治探索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新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通过法律制度化的建设,完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是预防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从法治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界定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分类及特征,分析其成因.在法治的框架内高效及时地处置、防治群体性事件,是现代法治理念对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才能探索出一条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道路.     

刚柔并济——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体制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使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群体事件不断发生,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完善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的处理机制,是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症结及解决思路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其体制性症结除了地方基层政府不依法行政外,主要是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此外,在一些特定领域,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后,找不到利益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要从体制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引导公民参与法制建设的合理机制;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接近正义理论,完善公民利益诉求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与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治理

社会管理薄弱是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深层根源.农村社会管理薄弱的原因包括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重经济而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农村社会转型的负面影响等.通过在涉地利益协调与表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城市化、农村应急管理、舆论管理、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可以构建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的源头预防机制和预警机制,重构其处置机制,打造科学的恢复机制.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带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以利益诉求为基础,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方式,联合具有相同或相似利益诉求的弱势群体,形成利益或情感共同体,展开大规模的集群活动,借此表达心中的诉求,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以社会心理学为视角,运用国内外的相关理论,以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为例,针对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动因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有助于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探析

群体性事件频发凸显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推进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就要从弱势群体的主体化意识和组织化及制度化等方面努力,这是当前减少和阻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选择.     

利益、心态与身份地位:群体性事件动因的一个分析框架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行为的动因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在考察相关理论基础上,依据一些重要案例,文章认为,除了经济利益和不公心态这两个重要动因,身份地位下降也是利益受损群体参与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益受损、不公心态和身份地位下降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认识和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框架,其政策意义在于,以此为参考将有助于政府预防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社会转型期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看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