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传祥精神”与其时代意义

在共和国的历史长卷中,掏粪工人时传祥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重,他的先进事迹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已成为一种精神财富被广泛认可和推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传祥这位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掏粪工人,用自己的双手,为首都的洁净美丽做出     

廉思 书写“蚁族”的别样青春

颁奖辞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在大城市外围的小村庄,和大多数为生计奔忙的劳动者一样,在困境中前行,如蚂蚁般微小,又如蚂蚁般执著,廉思将这样一个群体称之为"蚁族"。"蚁族"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图景里一部分人的困惑、焦灼、痛苦,迷茫和梦想,他们是时代的旁观者,虽也在剧场内,却毫无戏份。     

社会建设走向“现实主义”

<正>通过官僚机构的运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是孤单的。它需要一个有力的盟友:社会有机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参与。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程度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有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毕竟,"社会"如果不行了,其它的都会失去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如此,执政党强调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把社会建设作为"五个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有专门论述。这是一个宏大、深远的战略谋划。     

惯性“维稳”破局

保稳定成为今年的主旋律皆在意料之中。但是,随着社会冲突的多发和各部门维稳力度的加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现在的社会冲突?加强控制力是不是必然能减少冲突?什么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     

2012年的“社会命运”

一个理性缺乏的社会根源于人们并没有多少机会,作为权利主体参与实际的政治-社会进程,从中找到尊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2012年就像英国人类学家特纳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是一种"象征之林"。在时间的轨迹上,这一年是这样走过来的:以年初的"城镇化率"达51.27%象征着社会结构翻开历史性的一页开始,以年末十八大后人们看到了     

“富二代”犯罪提法应慎重

当“富二代”犯罪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的内涵是什么？就我个人理解，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反映了公众对社会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满；其二是反映了公众对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当然也在深层次上反应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均贫富文化思想。我有三个想法同大家一起交流。     

“社会”可以找到“组织”吗?

<正>行政部门立法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一被概括为"开门立法"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已然十分普遍。但广州这座一直被视为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展示了它与众不同的社会活力。10月30日上午9时30分,中山大学"百年红楼"马丁堂。一场"在规范与激活之间:社会治理创新论坛"正在举行。会议汇聚了30多位来自广州各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学者、律师、人大代表和媒体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近日在广州公益圈及媒体引起广泛争议的《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细则》),这份征求意见稿早在10月16日就已经在广州民政局     

社会“变狠”

万物皆流。社会从来就不会一直呆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在向"未来"的演化中,或者在表层,或者在社会结构的内部,隐藏着一些神秘的符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我们仍能够模糊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和去年,和过去几年,在氛围、心态上已经有了一些不同。这个不同,就是社会变狠的趋势,正在被加剧。     

中国新“赶考”

我们已经建设出一个"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我们能否同时建设出一个稳定有序、公平正义、幸福平安的和谐社会?中国社会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60余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历史的提问曾庄严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     

聚焦“富二代”犯罪

杭州胡斌飚车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富二代犯罪的高度关注。富二代犯罪究竟是个案,还是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富二代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富二代犯罪?     

社会管理新政的“贵阳模式”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发展到今天,一个由各界名流所组成的精英阶层已经发育。在早就存在的"政治吸纳"之外,如何让他们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一个稳定社会必不可少的"多元共治","贵阳模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观察点。     

“引入伊斯兰教法”引发的风波

威廉斯讲话引起的激烈反应,体现了英国社会对于伊斯兰与欧洲主流社会冲突的担忧心理。     

如何解决“维稳悖论”?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瓮安事件"、"感城事件"都强烈地撼动着这个社会的神经。而太多重大群体性事件也让200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维稳年"。     

陌生人社区中的“广场舞大妈”

"广场舞大妈"和居民的冲突,是中国在"城镇化"背景下全面迈入陌生人社会后,因缺乏契约精神,对公共空间划分的权利之争。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原本已经"退"下来,看起来对社会走向不会产生影响的大妈们,在聚集于广场跳"广场舞"后,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她们因为在广场上制造噪音,频频地与那些休息权、正常居住权受到严重干扰的居民产生冲突。这一冲突似乎无解。     

寻找中国人的“魂”

<正>最近比较关注中国的社会精神、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此话怎讲?世界再大,人种再多,无非男人和女人,社会再复杂多元,无非物质和精神。当下的中国,物质极大地丰富了,心灵却极度贫乏,信仰缺失,民族精神迷茫,物欲横流,道德没有底线,无所顾忌,社会保障严重不足,普遍没有安全感(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保障安全、职业工作安全、人身治安安     

“开放社会”启动第二轮改革——对话李昌平

在开放的高度上看“和谐社会”《南风窗》(以下简称《南》):2006年10月11日,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的方向,     

“富二代”与未成年人犯罪小议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历来是我国党和政府关切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未成年人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的价值观、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感、社会责任意识等，不仅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了社会各界重视的课题。近来，媒体对胡斌交通肇事案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其中也包含了对“富二代”犯罪的探讨。     

会有一个“失败社会”出现吗?

阶层固化、社会结构锁定,正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制度、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时,偏向了他们或者"权力亲缘群体"的结果。这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不正义。无正义,则无未来。     

“适应论”与“崩溃论”之争——伯恩施坦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信用的争论研究

伯恩施坦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信用的争论,是其围绕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争论的一部分。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信用的看法与马克思基本一致,她试图通过反驳伯恩施坦来捍卫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则持怀疑态度,他试图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影响。争论表明了双方在方法和社会主义策略上的分歧,即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分歧。历史发展表明,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片面性。     

“群贪”与“独廉”

真小人盛行的时代，真君子行于世，都是会被斥为“伪君子”的，只是百姓希望多有这样的“伪君子”。 据说“清官是一种不祥”，按照现在犬儒们的人文理念：人治社会出不了清官，法治社会不需要清官。所以清朝的汤斌实在有点“后现代意味”：像他这样的官，前朝出不了，现在不能出，那么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