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安全教育研究

社会公共安全教育,是国家为巩固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而对全民进行的普及性教育,是激发全民爱国热情、依靠全民建设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一项基础工程。我国现有的公共安全教育一般多限于面向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防灾、减灾知识及意识的教育,而对于由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所引发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思想教育及防范技能训练则重视不够。本文通过对社会公共安全教育若干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以期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转型与构建

中国目前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公众的要求。有效的体系是国家体制与公共服务体制的统一体,而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当前公共安全工作发展的趋势。应基于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以社区治安为基础,发挥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功能,重新整合公共安全要素,在中国公共行政制度创新的压力下,构建一个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社会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新型社会公共安全体系。     

我国公共安全管理中政府与社会互动机制研究

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模式主体上是以政府为主要应对力量,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不高。政府与社会之间未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客观原因在于政府对社会力量的管理能力不够,主观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意愿不强,以及社会力量本身的发育程度不充沛。我们需要从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角度重新思考转型期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法规体系等方式建构起一套适应现实需要的应对潜在和显在威胁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社会学视野中的公共安全分析

现阶段我国公共安全问题已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必须以科学安全观对公共安全进行再思考。西方社会学家对公共安全有其独特分析视角。透析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诱发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是多元的;我国公共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是要加强立法建设,建立起公共安全综合管理体系。     

从三角思维方式看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公共安全

思维方式很重要,怎么看决定了怎么办。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公共安全,关键在于形成科学思维方式,提高科学化水平。三角思维方式,可谓不断创新的智慧思维法则之一。应从三角思维方式看＂三社＂：从三角思维方式看社会建设,从三角思维方式看社会管理,从三角思维方式看社会公共安全。     

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必要性研究

网络时代促进了虚拟社会的形成,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是相通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着现实社会。本文在分析我国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的情况下,深刻分析了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社会公共安全机制的反思与创新——中国犯罪学高峰论坛（2011年海河论坛）综述

此次＂海河论坛＂是继在北京连续召开三次犯罪学高峰论坛之后,首次在京外召开。与前三次论坛的主题相衔接,本次论坛依然瞄准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社会冲突与公共安全问题,将主题定为社会公共安全机制的反思与创新。论坛强调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安全机制、社会控制理念、社会控制的绩效评估进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建议。本次论坛除邀请了我国犯罪学界有代表性的专家,还特别邀请了社会科学界在此领域有建树的资深学者,一起到津城共商我国公共安全之大计,此次海河论坛为犯罪学领域的研究增添了一份厚重的成果。     

社会公共安全危机干预

公开化的暴力与潜暴力的实施,导致了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混乱,构成了对公众安全心理的极大威胁,直接干扰着一个地区经济投资软环境的形成,故而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障碍。针对当今社会公共安全危机事端频发的现实,为了保障正常的公共安全秩序,以维护社会公民的人身安全,就很有必要对种种影响到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进行系统研究,并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进行有效的干预。     

试论信息社会的公共安全保障

社会信息化使人类社会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同时也在快速提升不法分子的犯罪能力,尤其是信息犯罪,使公共安全保障领域由实体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信息社会的公共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面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信息社会公共安全的主要途径是科技手段应用和法制治理。当前,重点是大力推进公共安全领域的信息工程———“金盾工程”的建设,尽快提高我国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     

社会公共安全:高职高专教育的一个创新点

对于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需求正日益地甚至急剧地增长.公安院校特别是公安高校应当承担为社会培养该行业的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的责任.相应设置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物业安全管理,消防、企业安全监督、民用护卫、公共安全产品生产与营销等专业.公安院校按照非公安类培养模式实施培养计划,既可以独立举办,又可以合作办学,并且可以引进社会投资.     

浅议维护公共安全的社会参与机制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剧烈、持续、深刻的变化,社会安全的需求总量增加,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兴起于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和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公共安全社会化,也直接推动着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到维护公共安全当中,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维护公共安全的社会参与机制。     

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一样也需要法治。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保障是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必然要求。实现依法治网,保障网络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规范有序开展,一要加强立法,完善网络虚拟社会法律法规体系;二要加大执法力度,形成完善的网络安全法治机制;三要引导公众参与,努力提高全社会的信息网络法治意识。     

由应急管理向公共安全管理转变——基于风险社会的思考

应对高风险社会不但需要高效的应急管理，还需要积极的预防，目前我国政府对公共安全偏重于应急的管理模式日益凸显出其局限性。文章以风险社会为分析基础，探讨了应急管理与公共安全管理的不同特点，指出由事后性的应急管理向预防与应急并重且更注重预防的公共安全管理转变是我们面临的迫切选择，认为应从思想观念、法律法规、组织机构以及管理机构的目标和任务四个方面来实现具体转变。     

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创新研究

当前,"虚拟社会"的公共安全管理问题已成为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但从总体看,管理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管理理念比较落后、管理方式相对陈旧、政府部门多头管理、法律法规严重滞后等。为此,应在改革创新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理念、进一步改进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方式、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协作,形成管理合力、完善虚拟社会立法、夯实技术基础、完善网络道德自律等方面下工夫。     

贫富差距悬殊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的社会心态失衡会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逐渐达到悬殊的程度，主要表现为城乡、地域、行业和居民之间，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既有社会管理体制和调控政策方面的失误，也有社会腐败现象及其导致的机会不均的因素。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大量出现，诱发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新时代背景下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社会加快转型升级。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微妙。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引发人们对公共安全治理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在阐述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探讨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共安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而从公共安全意识形态、综合性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预警、危机应对处置等四个方面构建市域范围内的公共安全体系。     

论贫富差距悬殊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的社会心态失衡会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实际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逐渐达到悬殊的程度，主要表现为城乡、地域、行业和居民之间，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既有社会管理体制和调控政策方面的失误，也有社会腐败现象及其导致的机会不均的因素。贫富差距悬殊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使群众质疑社会管理的正当性，质疑改革开放的道路，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大量出现，诱发违法犯罪行为。     

突发事件频发对我国公共安全问题的启示

在近年的突发事件中，各种天灾人祸频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政府积极回应等。其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是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风险意识、公共治理结构、公共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问题或者与这些社会问题紧密相关联。认真思考并总结这些突发事件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后增强公共安全危机管理能力大有裨益。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一个时代的课题——基于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从风险的概念、社会的变迁、风险的分类、理性的竞合、政治的开放等方面阐述工业社会晚期的结构危机与治理方式。然而由于客观现实与风险社会的差距使我们不得不转而面对公共安全应急管理这个研究领域。在工业社会中应急管理的研究禁锢于现实主义的框架之中，无法超越工业社会本身的种种限制，而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     

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以社区治安与犯罪预防为例

随着新型集体消费单位——社区的兴起,公共安全的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和个别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使公共安全市场形成并有所发展。对这一市场的制度安排面临着对不同治理结构的选择,同时也是对传统公共安全管理体制进行的制度变迁。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政府的集中控制提供更多的间接服务,市场中的企业提供多样化、个别化的直接服务,公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