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刑法法益的考量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之所以被纳入刑法研究视野,根本在于风险对法益可能造成威胁。在风险社会中,刑法法益有了新的发展动向:法益精神化获得新的发展契机,超个人法益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生态法益的独立地位得以提升。法益理论发生变化,与法益理论紧密联系的以犯罪类型、违法性根据、罪责原则、刑罚目的等为主要内容的刑法理论体系亦需要随之作出相应调整。为应对风险、保护刑法法益,有必要厘正风险,以规范刑法法益的逻辑起点;容许具有社会有用性的风险存在,以恪守法益保护原则;通过法益衡量,厘清为规避风险而造成的法益冲突。     

风险刑法本质论之解构——以传统刑法的建构基础为视角

风险刑法是应对社会不断增多的风险所形成的刑法话语体系,其对传统刑法的构造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表现在行为结构的错位、法益内涵的虚置,以及责任主义的嬗变上,因而风险刑法的本质只是回应国民惴惴不安心情的社会治理的暴力工具,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风险,或许其他部门法的规制会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     

风险刑法的批评与反思

伴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备受关注的理论议题之一。但建立在错误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上的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与"危险"。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不可知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单纯依靠刑法是无法化解的。虽然刑法对于预防和降低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风险社会下,"风险"的化解更需整个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的理性配置,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仍应坚持谦抑性。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立场

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出发,提出刑法应当成为风险控制工具,主张法益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但是,风险刑法理论自身存在诸多质疑之处。首先,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风险社会"并非真实的社会状态,对于风险的理解也存在误区。其次,风险刑法将风险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立论基础,但是从这两方面并无法推演出风险刑法之主张。再次,预备犯、未遂犯犯罪化以及危险犯的出现并不能反映风险刑法之趋势。最后,风险刑法自身内含与自由保障价值冲突的局限。因此,风险刑法有借"风险社会"之名,扩张刑法范围的嫌疑。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法益变动和社会治理观念变革对刑法的影响,坚守刑法的谦抑立场以回应风险社会的到来。     

风险刑法行为错位论

风险关系为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的错误定位是风险刑法理论各种"异常"现象的渊薮。风险刑法理论是由一系列前后相连的错位构成的错位链条体系,而风险刑法行为内部结构错位是这一系列错位链条的首端与肇始。以维护风险关系为支配关系的风险刑法理论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颠覆是疯狂的。从刑法的行为结构原理来看,风险刑法理论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其行为结构设计的内部出现了主次完全颠倒式的错位。因此,只要牢牢抓住刑法行为结构原理,就可以一眼识破风险刑法这样反法治的理论。     

风险社会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理念辨析与边界划定

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治理同风险社会理论天然具有契合性,但近年来处于刑法立法相对消极化的状态。将我国社会系统的转型同刑法观的流变相结合进行研究,发现传染病防治犯罪既存在传统刑法观遗留的立法理念错位、类型化不足等缺陷,也存在风险刑法观下立法模式合理性存疑。因此,必须立足于复调式的社会结构,对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理念、立法思维、立法模式等问题进行回应,同时划定其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立法扩张边界。     

风险社会理论引入刑事立法的反思性审视

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等新型风险与前现代社会以及工业社会中的各种风险汇聚在一起,共同筑成风险社会特有的风险图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只包括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不需要刑法应对"、"刑法不应积极应对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型风险"等主张,均是刑法学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误读,不利于刑事立法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正确回应。风险刑法在刑法体系中的应然定位,是对传统刑法的补充而非替代,其适用范围应限于规制新型风险。风险社会中的新型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刑法的规制范围应限于具有导致严重实害结果的高度可能性的新型风险。     

风险刑法理论来源之证实

雅各布斯的刑法哲学观对风险刑法是“革命式”的建构,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则是对风险刑法的“渗透式”改良,而法益精神化的思想清理了物质的法益观对风险刑法的羁绊,它们为风险刑法摆脱传统刑法观的束缚,建构以普遍价值之学为根据、以社会有机论为立场、以行为不法判断机制为核心的全新刑法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风险社会背景下犯罪化立法的正当性、规则及限制

犯罪化是近年来刑事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正当性在于,它是风险社会中自由和秩序价值冲突选择的结果,是风险社会中实现刑法保护和保障功能的重要途径,体现了风险社会中预防为主的刑法目的,是完善我国刑法结构的必然选择,是立足于我国国情的理性选择,并且有助于培养公民的规范意识。但犯罪化并不排斥个罪的非犯罪化,在犯罪化的同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应有度的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和罪刑法定原则。     

诗性正义的实现——从刑法学方法论角度探讨

文学作品与刑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适用终端均为社会中的人,二者所要面对的问题具有同源性,均为社会制度与人类意志、行为之间无穷尽的矛盾和冲突。面对多样态的矛盾和冲突,刑法以抽象性原则、强制性规范予以调整,而文学却以多元的视角、敏锐的触觉深刻再现了矛盾和冲突的萌芽、发展和激化,着力于探索其形成过程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二者于方法论层面存在者隐性融合和交叉。文学可以将刑事古典学派、规范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有机融合,拓展刑法学研究视野,将刑法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层次、广维度。     

期待可能性之悖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规范责任论的产物,是大陆法系犯罪成立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结合我国刑法理论分析,由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和我国刑法理论难以找到契合点,同时考虑到其作为一种补偿性的超法规的评价因素,本身便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因素,在当今的危险社会,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已经没有太大的适用必要性.期待可能性所要实现的合理目标,可通过立足我国既有刑法理论,探寻现有刑法规范中的相关人性设计,完善部分立法来得以实现.     

论刑事实体控权——以刑法基本原则为视角

刑事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刑事控权。在刑事控权这一系统工程中，刑事实体控权至关重要。对于刑事实体控权，必须从严格遵循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尊重国民的合理预期，明确刑法的规范效应，规范自身的权力行使，以及实现权力的自检与自敛入手。     

刑法裁判规范之品性——基于司法实践建构的视野

刑法裁判规范作为以裁判行为为载体的规范形态,是司法过程中基于刑法文本规范与具体个案事实之间的互动而建构起来的实践性规范,其突出的品性就是实践建构性。即是在被事实解构的规范与被规范结构的事实互动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在制定法法源与非制定法法源的对垒博弈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在裁判普适性与裁判个别化的往返流转中生成的刑法规范。刑法裁判规范这一品格特点,为刑事裁判在能动与克制之间达成平衡奠定了的运作基础。     

风险社会语境下“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具体认定

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规制体现了风险社会对于安全刑法的期待,而对于该罪行为的评价直接影响到＂实害结果＂的责任认定。鉴于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有必要对于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构成要件认定采取适用可反驳的刑事推定原则。     

刑法伦理性研究

刑法与道德伦理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不同手段,均具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刑法生存发展的土壤,而伦理则是刑法的道义底线。刑法与伦理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应该寻找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平衡点,这对合理优化配置刑事法律资源、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我国近现代刑法之工具性

刑法的工具性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规范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近现代刑法移植于近现代西方刑法文化.刑法移植中的背景因素使刑法移植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因被赋予富国强民的目的性而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从清末刑法、民国刑法直至新中国刑法,刑法立法目的、刑法规范内容以及刑法的实施过程,其工具性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当性考察

"宽严相济"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据刑事法规范和原则制定出来的指导具体刑事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政策。它适用并诠释着相关刑事法规范所欲实现的价值选择与目标追求;该政策吸纳并体现了现代刑法的谦抑精神,符合轻刑主义刑罚理念的发展方向。从整体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又具有制定法上的合法性。     

我国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

附属刑法规范是我国刑事法律的组成部分之一 ,分布于民事、经济、行政等非刑事法律之中。对于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 ,学术界少有论及。为此 ,在总结行政法中附属刑法规范的内容和立法方式的基础上 ,分析其在立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并提出对其加以完善的建议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