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完善

前科消灭是指曾受过有罪判决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注销其有罪或者罪及刑记录的制度。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建立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世界普遍化的趋势，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是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的方式、消灭的条件、消灭的法律程序、法律效果等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证研究

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提上正式的日程,这不仅为依法惩处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社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更为未成年人罪犯复归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通过对403名法官、323名公众、24名律师和1400名未成年人罪犯的调查和实证研究,笔者试图厘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从而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为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新的思路。     

犯罪记录的负效应与功能限定

犯罪记录是关于犯罪人员犯罪信息的客观记载,前科是被司法机关宣告有罪或判处刑罚的客观犯罪事实,两者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不是评价对象和评价结论的关系;前科消灭所消除的不是犯罪记录,而是前科再次受到法律评价和社会评价的可能性.虽然我国司法机关对犯罪记录制度进行了具体设计,但由于法律层面存在的缺陷,犯罪记录的正当功能难以发挥,反而扩大了前科的标签效应和株连效应.构建和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制度,应注重在犯罪记录查询的限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犯罪记录的隐私权保护等方面加以功能限定.     

关于建立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若干问题

中央政法委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轻罪犯罪记录消灭”概念的解读与理解，从研究审视域外资源和深入分析本土司法资源入手，提出建立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立法构想及实践问题的解决对策，以期引起对此问题更广泛的关注与更深入的思考。     

论《刑法修正案（八）》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免除了未成年前科报告义务,是对现行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也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的规范性确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对外公开,弱化社会公众通过犯罪记录公开而对未成年人进行非规范性消极评价,在消除“犯罪标签”效应的同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山东乐陵对失足未成年人实施“前科消灭”

为了帮助触犯刑罚的未成年人“无痕迹”地回归社会，山东省乐陵市近日启动实施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对未满18周岁的犯罪未成年人将销毁其有关犯罪记录，其就业、就学、担任普通公职等权利将不再受到限制。乐陵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近日下发的《乐陵市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施细则》规定，     

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累犯规定浅析

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的规定,不利于为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是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也是新刑法典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精神相违背,与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改革方向相违背。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在检察机关的适用

前科制度在预防和打击再次犯罪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社会防卫的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法治进步,前科制度的永久保留性缺陷亟待弥补和完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司法部门,应在检察工作中构建并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并合理构建相应职权与责任,为保护未成年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宜教不宜罚：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走向选择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但该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且与诸多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存在冲突,加之受传统观念“标签效应”的渲染,直接影响制度实施的效果和未来走向。在规范和事实之间,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特定环境的支持和配套制度的跟进,并在时机成熟时,将该制度升格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冲突中的选择：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前科制度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把犯过罪的人与没有犯过罪的人区别开来,并由此限制有前科者的权益。标签理论揭示了该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推进了前科消灭制度的发展。在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形成了对我国现有法律和社会心理的挑战,但基于新的价值理念,即人道主义和刑法谦抑精神,我们应当尝试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制度的沿革与展望

免予起诉的废除是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起诉制度上的飞跃。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相对不起诉条件细化与范围扩大、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分案起诉上。同时，司法实践中探索了暂缓起诉这一新的形式。我国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急需完善，应当通过立法进一步细化不起诉标准，扩大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的范围；构建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后的帮教制度。     

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平等权的司法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增加，其司法权的平等保护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以司法保护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实质上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平等权的保护。笔者通过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平等权保护的现状和成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策思考。     

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记录消灭制度初探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已经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司法机关亦作出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司法解释，并在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主要从检察环节讨论如何对未成年人开展前科消灭制度。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前提是要确定"刑法中的未成年人",虽然刑法领域的"未成年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刑法的规定中不同,但均依赖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得以确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基本上确定了什么范围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什么范围的人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特殊制度。从宽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担当的全部领域,该原则既是未成年人特殊性在刑事法领域确认的基本标志,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区别于普通司法制度的基本前提。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立场是侧重于保护还是侧重于惩罚,直接决定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累犯制度、刑罚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构。在有所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潮流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与提高未成年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上限并存,预示着惩罚和保护双向强化的趋势。单向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立场并不彻底的基本态势,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直接与世界潮流对接提供空间和机会。应当立足于我国在刑事领域全面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再审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直接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新探

本文在介绍国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了理性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重视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使其受到公正、人道的司法处理。     

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初探

防止未成年人犯罪向刑事化方向发展，由单纯的司法消极预防向积极保护发展，用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现代法治国家立法的重要任务。我国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法律制度建设初见起色，但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新情况和新矛盾不断出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特殊保护制度还存在较大的缺陷，     

我国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

在继承传统文化中“恤幼”思想和借鉴西方现代福利社会理念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保护取得了长足进展，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总的来看，我国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制度包括三大部分：一是未成年人的早期福利保护，二是对犯罪或虞犯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与矫正，三是对被害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三部分有机结合，构成了全方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     

从重新犯罪角度浅议勾销未成年人“前科”制度

重新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研究重新犯罪，不仅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未成年人中的重新犯罪应引起充分重视，包括在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家庭及社会等方面都要建立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预防体系。本文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与购销“前科”制度的关系，以说明建立勾销“前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