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供给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 转轨”市场,经济、金融结构的不断演进,使作为融资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股票市场也不断处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转轨国家中,政策供给是政府制度供给的重要手段。由于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现实经济中都有其作用的边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提供和执行进行股票市场监管成为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在发展股票市场中则要履行培育市场发展和监管市场的双重职能。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总体上说是属于渐进的,它既有利于政府能灵活根据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对制度安排进行适应性调整,保持与原有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较快地发挥了制度的效应,也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市场中的深度介入,另一方面政府有限理性的认知特征决定了政策使用的持续性政策本身成为影响股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改善政策形成机制来提高证券市场政策有效性。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政府行动逻辑及其影响做出解释。     

论我国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及影响

我国廉政制度变迁方式存在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而不注重以诱致性变迁为补充、廉政制度强制性变迁的后续推动力不强、廉政制度诱致性变迁缺乏内生动力和外部引导、不注重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时机等不足.对廉政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影响了廉政制度的反腐败效果.导致廉政制度变迁方式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原因;廉政制度变迁者的主观原因;反腐败机构的原因;观念的原因和制度环境的原因等.     

论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本文试图通过对强制性变迁模式与诱致性变迁模式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中心观点是,我国当前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并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     

我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分析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的存在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实际发生不仅取决于引起变迁需求的外部利润 ,而且还受制于影响变迁供给的诸因素 ,制度变迁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演化的趋势。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供给约束下 ,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 ,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传统农业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与调整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基本上完成了当初制度设计任务,当前对农业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诱导性的制度需求已经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变迁方向;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为之提供了经验积累;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农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基础比较扎实;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使农业整体制度改革跌入了制度供给陷阱,农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与日俱增.     

我国《会计法》变迁轨迹及发展趋势

本文通过对我国《会计法》在1985年、1993年以及1999年的制定、修订变迁过程的分析,指出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会计法》的演进,影响《会计法》变迁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并预计随着入世和修宪等会计制度环境的大变化,我国《会计法》重新修订的趋势。     

交易成本、制度变迁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提高了交易成本,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文章运用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并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变迁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关系的异动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从经济利益弱势群体的特定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和现实特点,对我国现阶段制度变迁同经济利益关系异动的关联性进行了一般分析,指出制度变迁的连续性、非均衡性、市场取向性决定了经济利益关系异动的频繁性、不公平性和市场趋向性.     

论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

本文对文化与制度的互动进行了论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文化与制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说明,文化与制度是相通的,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极强的。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文化与制度,尤其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变迁或制度变迁是在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中演进的。文化变迁也好,制度变迁也好,在许多情况下若缺少了相应的文化与制度动因,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一个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遵循"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变迁"的发展路径,有着独特的路径依赖,并且这种路径依赖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取得了初步的制度收益,但在改革过程中这两种路径依赖特性得到了自我强化,使制度改革锁定在一种僵滞时期.目前改革的重任就是突破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改革向和阶段性突破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研究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探讨扶贫开发的制度供给逻辑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扶贫开发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从贫困的制度性根源出发,可以将扶贫开发历程视为一种制度变迁。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偏重于从需求角度研究制度变迁,研究制度供给在我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制度变迁供给历程及其成果,揭示出扶贫开发制度变迁的现实逻辑和实行精准扶贫的内在必然性。精准扶贫弥补了以往扶贫制度供给中的诸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度缺陷,这必然需要进一步优化精准扶贫制度供给构建。     

制度变迁中农地产权创新的理性选择

在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农地制度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制度的生成和导致制度变迁.现行农地制度凸现出一些急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表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诺斯与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动力比较

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度变迁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动力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外动力是制度变迁的条件。在对制度变迁动力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制度经济学派存在较大差异。从经济学视角对马克思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马克思从内外动力两个层面揭示了制度变迁,解释力是充分的;诺斯从外动力方面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仅仅局限在制度变迁的微观方面,而对宏观方面的制度变迁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相互补充

马克思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不仅在研究目的和重点上 ,而且在制度变迁动因和制度变迁方式理论上的研究 ,都是相互补充的。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 ,就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 ,并构成更加完善的制度变迁理论。这样的理论上的互补 ,对我国目前的改革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下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的完善

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是近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理论为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推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处于制度变迁中的竞争性选拔制度正面临着路径选择问题,正视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措施,以做出正确的路径选择,使竞争性选择干部制度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经济变迁: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理论框架

用制度均衡模型无法解释国家长期制度变迁,只适合解释单项制度变化.我们对用渐进式制度变迁解释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变迁范畴描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的经济组织演化、管理体制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提出了一个体现整体性、动态性和历史特性的组织演进的经济变迁解释框架,认为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从企业改革发端、新型经济组织兴起,造成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和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国家为适应新兴经济组织的效率而逐项调整基础性制度安排.经济变迁过程是一系列次级制度变化带来经济绩效之后推动基础性制度变化的过程,是对不适应治理制度的制度环境不断改良,以保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其作用至关重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结合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在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科学归纳与概括其中蕴含的启示,从而为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创新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区域发展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换

文章认为,我国区域发展制度变迁在模式上属于供给强制型,各级政府是其制度的供给者,其中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制度变迁中充当两种角色一是以“第一行动集团”的身份,在自身的职能范围内主动进行制度变迁;二是以“第二行动集团”的身份,对微观主体的制度变迁活动进行鼓励和扶持,促使制度创新的实现。     

实现诱致性产权制度变迁方式的充分条件

中国以授权试点和财政权力下放方式进行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这标志着我国制度变迁方式已由初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中间扩散型转变。但是 ,这种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能否使微观主体的经济实力增强到足以独自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 ,并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本文的结论是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仅是实现诱致性产权制度变迁方式的必要条件 ;充分条件是不断替代地方政府部分功能的更有效率的经济和政治组织 (结构 )的形成、竞争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