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非法证据及排除

证据问题为法律程序之灵魂。在治安管理处罚中应明确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应将非法证据的排除提前到行政程序阶段。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中,要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瑕疵证据的排除应慎重。     

构建完善的证据排除与认定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作出了系统的补充。准确理解两规则构建的证据排除和认定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我国的民事诉讼

20 0 2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判断标准得以正式确立。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够明确 ,内容也不全面 ,需要作进一步完善 :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机制 ;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即“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     

民事诉讼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系证据能力的范畴,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规则向来持宽松态度,原则上并不存在对证据能力的限制。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在总则中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并在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比之下,同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并未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却多次明文规定关于非法证据的判断问题。非法证据必然得排除在民事诉讼中显然不通,是否排除仍属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出路

在侦查中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从源头上遏制非法证据进入司法程序。然而各地公安机关在适用该规则的时候,并没有出现预想的效果,其原因主要是立法模糊导致对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不一,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方式无法有效落实,公检法对非法证据监督行为的缺失等。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公安机关需要从完善讯问立法和相关配套措施,强化侦查机关的内部审核职能,改进现有考核机制等方面来进行。     

刑事侦查中证据间矛盾的鉴别和排除

科学地排除证据间的矛盾是侦查人员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的重要步骤。重要证据间矛盾未得到合理解释或排除的情况下定案是造成错案的重要原因。根据矛盾的性质可以将证据间矛盾区分为根本性矛盾与非根本性矛盾。区分二者的意义在于能使侦查人员在办案中始终牢牢抓住证据审查的重点不放,避免无谓地牺牲诉讼效率。在具体案件中证据间矛盾主要表现在自身矛盾、证据和事实间矛盾等四个方面。忽视或回避矛盾;对矛盾性质认识不到位;判断不符合逻辑和依靠经验、常理判断错误是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重要证据间的矛盾应穷尽一切手段予以解决,否则不能定案。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探析

证据规则是否健全是体现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重大成就。必将在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历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司法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主观臆断,不搞逼供信。才能弄清案件的事实真相,做出正确的处理,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保障被告人权利有着重大意义。两个证据规定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强化了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其体现的证据规则必将写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确保司法机关办案质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试论我国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为分析对象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实物证据应具备＂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三个条件。判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书证、物证是否应当排除,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适用问题,更多的需要司法机关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动态变化,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找到进行取舍,实现多种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收集书证、物证过程中存在的程序违法行为,如果没有违反宪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实质性的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则不宜界定为取得证据＂非法＂;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判断,应从违法收集证据的严重性和排除非法证据对国家利益损害程度来权衡,要根据具体案情,衡量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非法实物证据是否可以采纳。对违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但却并非重大违法,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取得的证据,可以补正或合理解释,也可以接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解析

"非法"应仅指违反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范围,不宜无限扩大。"非法证据"包括一切非法言辞证据,对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应视实际危害和可否补救将排除与否的裁量权交给检察官或法官;"毒树之果"不宜视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应为绝对排除非法言辞证据,酌量排除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排除适用时间应从批准逮捕始及其后的各个诉讼阶段,包括延长羁押期限等程序中。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填补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缺憾。文章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围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剖析了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就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建议。     

论证据与证据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以电子证据的可信度危机为论证起点

电子证据现象反映了证据的可信度问题即所有证据形式都会被修改,所有的证据形式都面临着可信度危机。证据的可信度除了与证据的取得过程有关,还与证据提供者的可信度有关。在证据取得过程合法的情况下,证据的可信度将直接取决于证据提供者的可信度。     

论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

本文从各国对待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的不同态度出发 ,考察了在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及实践做法 ,分析了背后蕴涵的理念基础 ,从而 ,力图为我国在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取舍方面寻找合理又合情的理论基础 ,并对具体制度的建立提出建议。     

司法实践中如何掌握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

文章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意义出发,分析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优势价值,进而提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掌握和合理运用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文章提出两个在当今司法实践中较为热点的问题:一是出现"一对一"的证据状况,如何综合运用相互印证审查和认定证据。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指纹在证据相互印证过程中的作用。     

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及分类

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是当下法学界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见解。造成学界在构建排除规则不统一的原因主要为：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认识不统一以及对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没有全面认识。对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之一即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进行尝试，并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作一个分类，可以为学界在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时提供参考。     

论计算机证据的有关问题

随着网络经济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日趋广泛 ,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犯罪对象和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犯罪工具的各类新型犯罪不断出现 ,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打击和防范计算机犯罪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作为打击犯罪的关键 ,计算机证据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容回避的。     

从东莞的实践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与本土化

从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看,实行刑事证据开示是主流做法,我国对于任何制度的借鉴或引进都不能抱着机械照搬的态度,必须从本土化的视角出发,特别要考虑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相互配套,相辅相成,才能使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其本体价值作用.     

品格证据的相关性探讨

品格证据是证据相关性的著名难题。基于“时间的消耗”和“保护陪审团需要”的考虑,英美证据立法确立了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的一般原则。然而有原则便有例外,例如当被告人的品格成为案件构成要素时其相关性并不能被否认。笔者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以证据相关性一般原理为切入点,探究品格证据相关性这一难题,以为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提供法理依据。     

行政执法证据刑事司法化的现实性浅析

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上首次对行政执法证据司法化予以肯定,但是行政执法证据如何向刑事司法证据合理转化,转化后司法机关如何使用,以及证明效力的延续性等我国法律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难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文章分析了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和证据转化的种类、方法、规则等,并提出对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的证据转化制度。     

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思考

刑事证据规则具有司法功能，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缺乏证据规则体系，缺少证据资格限制，规定比较粗疏，有的规定甚至互相抵触。从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与证据开示规则等方面探讨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方法。     

论我国证据种类之重构

在借鉴前苏联相关制度基础上建构的我国现行证据种类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应以证据信息说为基础,以证据载体之不同作为证据种类划分的标准,将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对其他证据作“降格处理”。将人证分为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两个基本类型,将物证分为实体物证和书证两个基本类型,而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归入物证中的书证范畴,以此构建新的证据种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