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从性别、年代、婚姻、区域、人口流动等多视角综合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代际支持行为以及男性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了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养老带来的挑战及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经对农村养老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的主要人群;大龄未婚男性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弱、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养老研究的视角,初步识别了性别失衡给农村养老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并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大规模的劳动力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也给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和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面向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外迁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农村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子女外迁给农村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带来双面影响,使得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子女在城市外出务工带来了传统孝文化的弱化,但女儿的养老功能得以增强,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传统依靠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本文最后探讨了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政府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

中国社会转型期长期存在的性别失衡将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给公共安全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大龄未婚男性所在村庄的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中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的现状和社会后果。分析发现,农村婚姻挤压现象非常普遍,多数被调查村庄存在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西部地区尤为严重。这一群体的存在给其自身、家庭及社区均带来一定负面影响,成为威胁社区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并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性心理、性实践与性影响

本文利用2008年在安徽省JC区对28岁及以上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数据,从性心理特征、性实践现状、性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描述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存在。研究发现,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渴望结婚却难以结婚,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和孤独感,婚姻状况和年龄是性实践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贫穷则是把双刃剑,既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排除在婚姻之外,又把最贫困的人排除在性实践之外。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2010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     

谁被“剩”下了?——对我国“大龄未婚”问题的再思考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发现,我国的"大龄未婚"人口虽然规模庞大,但占同龄人的比重很低;群体内部男多女少、农村地区相差悬殊;城市更多的是低龄"大龄未婚"者,而农村则以中高龄为主;在"大龄未婚"者的婚配选择中,城市"大女"择偶难,农村"大男"剩余多。"大龄未婚"问题的本质,不是因为总人口分年龄性别比不平衡,而是"女高男低"、"甲女"与"丁男"个人条件优劣不同的结构性失衡所致。近年来,伴随着"大龄未婚"人口规模递增和占同龄人比重的上升,两性的数量不平衡趋缓;对绝大多数"大龄未婚"者来说,这只是他们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一种暂时性生存状态,最终大都会迈入婚姻殿堂,终身不婚者男性不到4%,女性不到1%。     

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基于对福建X镇数据的分析

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收集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结果显示: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对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正向影响显著;相较于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效应更为显著,前两者更多受亲子关系、子女的择偶态度和职业的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婚仪民间信仰的代际传递不存在显著影响;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性别差异,父母信仰知识对女儿信仰信念影响的显著性高于儿子,父亲信仰知识对子女信仰知识影响的显著性高于母亲。     

错位的情感 畸形的爱——D·H劳伦斯小说《儿子与情人》探析

《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中讲述了由于婚姻失败、家庭情感的错位,导致母亲对儿子表现出极端畸形的母爱,对家庭、自己和儿子造成的悲剧。在文中对这种畸形的爱形成的根源、影响进行分析,希望引起家庭教育中父母们的警醒。     

农村男青年婚姻移民推动下的“城镇化”问题——基于豫北L县的调查

由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导致农村男青年择偶难,近年来在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出现了男青年"婚姻移民"现象。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农村男青年大量婚姻移民似乎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当地城镇化。但是,这种"城镇化"是一种被动的、激进式的城镇化,对城镇的接纳能力构成了挑战,而且是以贫困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加剧以及农村家庭的代际剥削为代价的,客观上抬高了城镇的房价,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为此,要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县城配套制度与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接纳能力;加强对婚姻移民的扶持和培训,加快其从农民向市民转化;加快乡镇的城镇化步伐,减轻县城人口压力,降低男青年婚姻迁移成本;关注迁出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处理好婚姻移民迁出后的遗留问题。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非常态婚育行为研究

基于安徽省D县五个村落的访谈,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非常态婚育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分析发现:除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个人对婚育和情感生活具有强烈的需求外,其原生家庭与村落社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源于情感、责任和利益,亲属会支持甚至直接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提供非常态婚育资源;地方治理者的"法治"和"情治"矛盾,村落既有事实经验的呈现以及村落的道德评判标准会在情感、舆论等方面为非常态婚育行为提供行动空间,从而强化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采取非常态婚育行为的动机。     

西方社会的“后青年”

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70年代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形态已经由传统的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向多样化的家庭结构发展,比如“混合家庭”、“独户家庭”、“合伙家庭”、“同性恋家庭”等等。这一情况似乎表明西方年轻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淡化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正趋解体。但是,最近西方一些人口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却表明,这种情况已发生变化,现在西方青年在成年后离开家庭的年龄越来越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1989-2030年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研究

婚姻挤压是由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男女两性人口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而形成的,反映了一个队列人口潜在的择偶压力。本文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和婚配性别比法,测算我国初婚市场的婚姻挤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9—2010年我国婚姻挤压突升突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轻度男性与女性婚姻挤压;2011-2030年,我国婚姻挤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大,到2030年MR值高达119.86,为中度男性婚姻挤压,这期间会导致少数男性处于终身不婚的状态。现实中夫妇婚龄差、通婚圈的逐渐扩大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婚姻市场的潜在择偶压力。     

高等教育对青年初婚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论文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高等教育对中国青年初婚的影响及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可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年龄更晚。高等教育对青年结婚可能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其对青年初婚年龄的影响性别间并无显著不同。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利于30岁以上青年女性进入婚姻,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混合婚配模式下的大龄女性婚姻挤压"假说,认为高等教育对中国青年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不仅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婚姻市场和社会性别观念发挥间接作用。     

分家、代内剥夺与农村男性的失婚

本文利用2012年在西北和东部两县的质性调查数据,以家庭重大事件——分家为线索,分析了这一事件对农村家庭中较晚结婚的儿子的影响,验证了分家制度造成农村多子家庭中排行靠后的儿子在婚姻机会以及发展方面持续地被剥夺,并且发现习俗文化使各阶段的剥夺均被合法化,因而无论是光棍本人还是其他社会群体均对此默认和接受。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生活福利研究

婚姻迁移作为一种社会流动方式对女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9省"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分别对不同婚姻迁移状态农村已婚女性和婚姻迁移女性内部的生活福利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与本地已婚女性相比,婚姻迁移女性的生活福利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弱势,部分福利维度反而呈现出较好的优越性,尤其在经济、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系福利方面;婚姻迁移女性内部生活福利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新父亲”参与儿童照料的实践与反思——西方“新父亲”话语述评

父亲参与儿童照料是当代社会解决育儿困境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当前西方社会流行的"新父亲"话语及其实践的核心议题。分析发现,"新父亲"话语通过树立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理想父亲形象将儿童照料纳入父职的范围;但"新父亲"只是作为育儿帮手与玩伴,儿童照料参与并不充分,且其照料行为总是与其职业特点与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强化父亲照料与一般照料劳动的区别。现有工作制度使"新父亲"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难以充分参与儿童照料劳动;社会生产与人口再生产领域的性别分化中,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优势,也对"新父亲"的儿童照料参与和性别平等起阻碍作用。     

婚姻挤压下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机会和婚姻策略

本文利用"全国百村个人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机会和婚姻策略。分析发现,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机会不容乐观,单身状态持续时间更长;已婚者婚姻的"同类匹配"程度降低;为了增加结婚机会,未婚者被迫降低择偶标准,采取婚娶有婚史女性、实施入赘婚姻和婚娶残疾女性的婚姻策略。研究有利于从婚姻挤压角度认识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困境。     

结构边缘与文化排斥:农村“老实人”光棍的社会形成机制

探讨农村"老实人"光棍群体的形成机制,对维系乡土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在社会结构层面上,阶层分化使"老实人"个体及家庭在经济分层与社会交往中处于弱资本量状态,组织结构的个体化使"老实人"群体进一步丧失了家族的保护机制;在价值观念层面上,电视文化、婚姻媒介、村庄舆论等现代性因素将"老实人"形象不断地刻板化,对其构成文化排斥,使该群体加速滑向婚姻市场底层。"老实人"光棍群体的形成,需综合考虑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层面的结构与文化变革。     

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照料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家庭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老年人能否为子女下一代提供足够的照料资源，是子女生育决策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北京市育龄人群大部分处在照料孩子的单压力下，当生育第二个孩子时，老年人照料和儿童照料双重照料重叠交叉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制约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家庭如何寻找新的替代性儿童照料资源或者国家和社会能够为儿童照料提供何种帮助是决定未来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的关键，因此要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以积极应对。     

东部农村大龄女性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研究

与大城市大龄未婚女性较易成婚相比,东部农村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着实质性的婚配困难。这在宏观上与农村适婚女性的梯度流动有关。中西部农村适婚女性向东部农村单向流动,使得东部农村适婚女性资源充裕而适婚男性相对稀缺,造成当地适婚女性婚配困难。在微观上,一方面东部农村适婚男性受当地县域熟人社会及其支持网络影响较大,他们可以在当地边立业边成家,因而较少晚婚晚育;另一方面东部农村阶层分化显著,阶层竞争激烈,当地适婚女性通过婚姻向上流动的压力较大,她们竞相争夺当地稀缺的上层适婚男性资源,竞争失败者容易成为大龄未婚女性。在适婚男性相对较少、大龄未婚男性更紧缺的情况下,东部农村大龄未婚女性更容易成为婚配困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