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公众信任对其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消费者信任-行动理论,利用2013年深圳P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公众信任视角切入,从政府信任和人员信任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参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的总体信任对其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越高,公共服务参与率越高;而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机构的不同信任水平对其参与公共服务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有序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进而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谈国有产权代理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本经营机构的创建

谈国有产权代理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本经营机构的创建靳小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但由于旧体制弊端丛生且根深蒂固，国有企业改革仍面临许多难题急待解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进行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总体改革、重塑...     

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从性别、年代、婚姻、区域、人口流动等多视角综合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代际支持行为以及男性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了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养老带来的挑战及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经对农村养老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的主要人群;大龄未婚男性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弱、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养老研究的视角,初步识别了性别失衡给农村养老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并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就近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居民的婚育轨迹研究——来自河南省Y县初婚人群的发现

基于河南省Y县的调查数据,在生命历程理论的指导下,分别从户籍与流动视角和出生队列视角,分析了城乡居民婚育轨迹中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相邻婚育事件的时间跨度,并进一步揭示了婚前同居和未婚怀孕现象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传统的"先结婚、后同居、再怀孕和生育"的婚育轨迹正面临挑战,未婚同居和未婚怀孕已成为常见现象,这在婚前流动的农村居民和"80后"群体中尤为突出;婚前同居客观上起到推迟初婚年龄、提高未婚怀孕风险的作用;城乡居民婚育轨迹的变化有可能给妇女的健康和婴幼儿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挑战。     

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相关数据，分析同胞数量和结构对现阶段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投入在不同个体以及家庭存在明显不同。同胞数量对各项家庭教育投入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在不同个体及不同家庭存在明显差异。在二孩家庭中，同胞结构对各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显著影响，与有长姐的儿童相比，有年龄接近哥哥的儿童得到的金钱投入明显更少；但有年龄接近弟弟的儿童，得到的时间投入明显更多，“长姐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对多子女家庭、尤其是二孩家庭的教育投入状况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家庭内部的教育资源分配特征及教育投入的代内公平问题。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2010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     

透视“天价彩礼”:现状、成因与治理

近年来，“天价彩礼”现象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学界已对“天价彩礼”的成因、现状与后果予以关注，但对“天价彩礼”的生成机制还存在争论，对治理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还缺乏研究。“天价彩礼”的主要动因是男性婚姻挤压引起的婚姻市场恶性竞争与城镇化、市场经济和现代观念的冲击。已有关于婚姻成本的研究形成了五种经典理论，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各不相同，所关注的要素各有侧重。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基于2018年全国11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婚姻实践，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在构成与金额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对“天价彩礼”的治理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地方政府因地施策、逐步完善与细化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