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1980-2000)

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和人们的死亡观念是理解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键因素。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及两者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双重失衡状态,使得处于劣势地位的已婚青年女性容易走上自杀之路。人们相信死后还有一个存在的世界,并认为在死后的这个世界中,能够看到对造成她们自杀死亡者的惩罚,因而,自杀成为已婚青年女性寻求救助的一种手段。在这两大因素背后,更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推动了自杀的产生。社会实践现场中自杀后的一系列表达是构成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对自杀死亡后进行想象的现实基础。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实践的上演与习练,会通过女性意念的投射与模化映置到未来的自杀实践中。     

新时代农村年轻女性婚恋观的调查与思考——基于陕西农村的抽样调查

婚恋问题不仅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当前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农村年轻女性对婚姻、家庭和生活的态度也产生了一些积极进步的变化,对婚姻期望值较高,但农村落后的性别文化和经济困难的现实使她们的婚恋观充满了矛盾。她们困守家庭,很难充分发挥个人力量,造成农村女性人力资源浪费,更不利于培育积极健康的乡风民俗等。面对农村妇女婚恋观的理想与现实碰撞产生的问题,文章从顶层设计、文化培育、教育奠基、产业强骨、联网互助、法规护航等方面提出了缩小差距、提高女性地位、激发女性建设力量的对策思考。     

婚姻挤压下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机会和婚姻策略

本文利用"全国百村个人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机会和婚姻策略。分析发现,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机会不容乐观,单身状态持续时间更长;已婚者婚姻的"同类匹配"程度降低;为了增加结婚机会,未婚者被迫降低择偶标准,采取婚娶有婚史女性、实施入赘婚姻和婚娶残疾女性的婚姻策略。研究有利于从婚姻挤压角度认识农村残疾男性的婚恋困境。     

中国社会转型下的心理福利与社会支持

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医疗服务私有化与价格上涨、社会快速流动与分化,可能严重影响民众心理福利。但鲜有研究考察社会转型的心理福利后果及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检验了医疗支出负担、社会地位及其比较、社会支持同城乡居民心理福利的关系,并在中国性别结构失衡问题日渐暴露的背景下,关注了婚姻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机制在其中的角色。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对心理福利存在普遍影响,市场化转型更可能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福利。在中国转型社会,社会支持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且可以缓冲医疗支出负担加大和相对被剥夺地位对农村居民心理福利的负面影响;婚姻的功能角色呈现多元化,既加大了医疗支出负担的负面影响,也强化了其他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对理解和改善社会转型的心理福利后果,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借鉴。     

强制个体化的风险:女性自我认同危机与生活困境

贝克和吉登斯在现代化理论中对个体化风险都有所阐述,前者论述了个体化带来的客观领域的生活境况,后者阐述了主观领域的自我认同。本文通过梳理个体化理论探索女性在高度现代性下的自我认同危机和生活困境。全球化观念与地区生活、分裂与联合、无力感与占有、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体化与商品化这一系列两难困境影响了女性自我认同的构建。而存在于婚姻、教育与工作中的诸多矛盾加深了女性自我认同的危机。女性的生活境况处于"不再"与"尚未"之间的尴尬地位——虽然教育机会是平等的,但社会并没有给她们同样的就业机会;妇女从婚姻供养中摆脱出来,却不能自由地通过在家庭外的工作获得自主生活。     

农村男青年婚姻移民推动下的“城镇化”问题——基于豫北L县的调查

由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导致农村男青年择偶难,近年来在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出现了男青年"婚姻移民"现象。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农村男青年大量婚姻移民似乎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当地城镇化。但是,这种"城镇化"是一种被动的、激进式的城镇化,对城镇的接纳能力构成了挑战,而且是以贫困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加剧以及农村家庭的代际剥削为代价的,客观上抬高了城镇的房价,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为此,要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县城配套制度与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接纳能力;加强对婚姻移民的扶持和培训,加快其从农民向市民转化;加快乡镇的城镇化步伐,减轻县城人口压力,降低男青年婚姻迁移成本;关注迁出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处理好婚姻移民迁出后的遗留问题。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大规模的劳动力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也给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和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面向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外迁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农村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子女外迁给农村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带来双面影响,使得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子女在城市外出务工带来了传统孝文化的弱化,但女儿的养老功能得以增强,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传统依靠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本文最后探讨了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政府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政策建议。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的婚姻是一个涉及面颇广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以及将城市青年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特定形式,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问题,而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剖析这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上山下乡运动性质的理解。本文试从知青婚姻的政策、已婚知青的人数、知青婚姻的类型、已婚知青的难题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个人目标追求与婚姻满意度研究

基于目标内容理论,运用2017年全国"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分析个人目标追求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人不同的目标追求显著影响婚姻满意度。看重人际联结和利他公益目标追求的个体,其婚姻满意度更高;而看重物质财富和经济成功的个体,其婚姻满意度则更低。不同目标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与程度存在性别差异。看重自我发展、注重外在形象的目标追求,显著负向影响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但对男性无明显影响。与男性相比,财富追求对女性婚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强,利他公益对女性婚姻满意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强。从目标追求角度探讨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对个人目标的引导、健康的婚姻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启发意义,也能为改善婚姻环境、提高婚姻质量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我国农村社会福利发展目标模式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是在农村社区集体福利保障的基础上,对主流社会漏出的部分脆弱的农村社会成员进行补救性保障,其实现的亦仅仅是社会救助层次的保障水平,是一种团体或单位福利为主、民政福利为辅的官办福利道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居民对社会福利的客观需求出发,我国农村新型的福利制度的构建要从我国农村社会福利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境遇出发,必须走国家———集体———家庭(个人)三位一体的路子,动员三方面的力量共同发展农村社会福利事业。所以,我国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目标模式,应以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村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追求目标,走社会化、多级次化的社会福利发展道路。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兼论精准扶贫的社会意义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即精准扶贫缺乏对农村内部关系秩序的"保护"。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适应性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外来媳妇嫁入地社会融入与政治参与研究述评

流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通过婚姻的方式迁移到东部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她们离开了过去的生活环境,失去了原来的社会支持和资源,主要依靠丈夫和家庭,而她们的丈夫往往在村庄中处于较低的地位,这使她们在以后生活中可能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外来媳妇因为经济上、文化上的原因无法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因而也就无法表达她们在政治上的要求。..     

转型期的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基于2008年安徽农村的调查,本文对中国人口社会转型期城乡人口流动和婚姻挤压背景下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直系家庭为农村主要家庭结构,空巢家庭规模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外流而逐步壮大,传统复合家庭已快速缩减,而婚姻挤压催生出"失婚核心家庭",其数量随性别失衡与男性婚姻挤压态势的加重而上升。成年子女的外出务工导致出现老年父母生活照料缺乏的问题,而儿子被迫"大龄失婚"则改变了传统的养老功能,大龄未婚儿子承担了本应由儿媳承担的生活起居照料责任,但其依旧难以弥补因失婚给父母造成的情感压力。     

改造婚俗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改造婚俗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夏春秋一、对农村婚俗现状的理论思考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时约定俗成的一系列传承性和规范性的婚姻习惯、风俗、礼仪以及相关的婚姻意识活动称为婚俗，即婚姻习俗。婚姻习俗的形成、发展变化受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试论张爱玲小说对传统理想爱情婚姻解构

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张爱玲是20世纪四十年代文学的另类"传奇"。她以女性特有细腻和自我生活经历观照社会,书写世俗婚姻爱情,写"物化"的婚姻、扭曲变态的爱情和无望夭折的爱情,以自己的悲剧意识构建了一个世俗而又深刻的婚恋世界,形成独特的庸俗化、去理想化的爱情婚姻书写模式。     

性别视角下已婚者的阶层认同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夫妻双方客观阶层地位对已婚女性和男性主观阶层认同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地位决定论适用于解释已婚男性的阶层认同,但并不适用解释已婚女性阶层认同的形成;多数已婚者的阶层认同呈现出"妻凭夫贵、夫靠自己"的性别差异,女性阶层认同的从属依附心理不仅是传统性别意识的表现,更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已婚女性阶层认同借贷型较多,即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比本人的客观阶层地位更重要。已婚男性阶层认同则独立型较多,即本人的客观阶层地位比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更重要。由此可见,我国性别平等意识的推进依旧任重而道远。     

性别视角下已婚女性赴日打工家庭策略研究

近些年,日本成为中国国际海外劳工的重要输入地。在中国赴日劳工移民中,已婚女性是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采用个案访谈法,从性别视角入手,探究已婚女性赴日打工这一家庭策略的产生逻辑。研究指出,两种微观机制推动已婚女性赴日劳工移民的产生:已婚女性与男性相似的家庭再生产责任;已婚女性较男性的打工优势。前者使女性赴日打工更多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家庭决策,其目的是获取稀缺经济资源,缓解预期生活压力;后者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输入地与输出地的性别工资差异,促使女性较男性赴日打工的经济收益更大;其次,一些家庭事务对男性角色的特定依赖以及女性角色作用被家庭支持网络的消解,则使男性赴日打工的隐性成本高于女性。     

论“丈夫多干家务”与“离婚率高”的关系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升,但在家庭生活处于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有的夫妻关系也受到社会的影响,因而变得敏感、脆弱。夫妻关系早已改变了古代"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男女平等地拥有争取社会地位的权利与机会[1]。因此,现代女性将精力转移到打拼事业中,男子则需分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本文通过纵深分析当今婚姻构成因素,进而解读婚姻破裂因素,发现了家务劳动做的多与少,也是影响离婚率高低的一大因素。最终得出"丈夫多干家务"与"离婚率高"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的定论。     

“典妻”“卖妻”——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非常态婚姻叙事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描写"典妻"、"卖妻"之俗的作品并不多见,比较著名的有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罗淑的《生人妻》三篇。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这种非常态的婚姻形式主要出现在我国南方地区,反映了在双半社会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中国农村,广大农人的生存境遇,中国的人性遭受践踏,女性的命运发人深思。     

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从性别、年代、婚姻、区域、人口流动等多视角综合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代际支持行为以及男性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了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养老带来的挑战及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经对农村养老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的主要人群;大龄未婚男性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弱、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养老研究的视角,初步识别了性别失衡给农村养老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并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