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模式及其中国式构建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来达到恢复性结果的非正式犯罪反应方式。这种崭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地克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弊端，而且对于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促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加之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传统基础、刑事政策基础和司法实践基础等，因此改革我国传统的司法模式，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刑事和解模式势在必行。     

打击涉税犯罪中税警协作问题研究综述

涉税犯罪往往首先违反行政法规，在涉税犯罪侦查中，需要税务部门与公安部门的合作。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深入剖析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对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大有裨益。与此同时，剖析现行税侦模式的弊端，可为完善和改革税侦体制指明方向。     

对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问题一直备受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以"新社会防卫论"等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模式、国际原则以及国外立法例,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设置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机构,以期对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模式,甚为重要而必要。     

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合理性辨析

作为取证引导机制改革的不同模式,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在改革目标和实施体系等诸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性,两者不宜混同使用.旨在强化法律监督的检察引导侦查,其引导模式与法律监督的属性互为冲突,难以实现侦查监督与服务公诉之双重目的.以提高公诉质量和效率为目的的公诉引导侦查不同于我国“严打”时期的联合办案,并不违背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理念,其更注重我国侦查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不失为现实条件约束下提高侦查取证质量的一种相对合理的路径和方法.     

侦查权运行现状及其评论

超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功效显著,但在追求控制犯罪这一侦查目标时却忽视了保障人权。我国的侦查权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现行的侦查权体制在司法实践中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侦查权体制资源的重新配置,加强司法权和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及监督,消除法外侦查现象,对推进我国刑事司法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侦查辨认制度的实践反思与立法完善

侦查辨认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薄弱环节.当前,我国侦查辨认措施还存疑许多.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机关都在不断改革和完善辨认制度,以确保辨认结果的科学性、公正性.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本国国情,紧随司法改革进程,逐步补充完善侦查辨认规则,并增加侦查辨认形式,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明确侦查辨认措施的法定地位.     

对刑事侦查程序的司法控制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侦控机关自行掌握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存在诸多弊端。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可以预防无实质原因的强制性处分 ,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可以保证被侦查权侵害的人得到司法救济。对刑事侦查进行司法审查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内容要求 ,是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需要。借鉴国外的做法 ,我国司法审查的主体 ,应是法院 ,可考虑在法院内设立司法审查庭 ,对强制措施实行令状主义。     

侦查程序价值的逻辑思考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是最能反映一国刑事诉讼控制犯罪的能力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阶段,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环节。人们对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决定了对侦查程序的价值取向。然而长期以来,侦查程序在我国法学界一直受到不应有的忽略,真正从理论上展开系统研究的甚为少见。[1]因此,关注与思考侦查程序的价值,并以侦查程序的形式正义为探索背景,对侦查程序的价值取向进行逻辑思考已成为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一、我国侦查程序的价值所隐含的内在逻辑问题的探讨关于…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查取证若干问题探析

以审判为中心是我国正式确立的重要刑事司法制度,本文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案例,对司法实践中侦查取证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和剖析,并结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查机关完善侦查取证的方法与措施。     

重构侦查价值--在刑事司法制度领域中探讨

侦查价值是侦查理论与实务界讨论较多的问题,由于诉讼价值与侦查本身价值观的不同而引发了许多争论。但目前的侦查价值研究不仅尚未形成体系,也未跳出就事论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因此,有必要在刑事司法领域之下探讨侦查价值问题,提出刑事司法领域中侦查的具体价值,讨论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方法,以达到使其发挥最大功能的目的。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

辩护制度是司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决定现行法 (刑事诉讼法 )生死的核心点 ,是预测日本刑事司法未来的关键”[1] 。因此 ,人们说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2 ]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改革 ,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从而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形成了律师全方位、多阶段、多种形式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格局。正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的 :“辩护人参与侦查程序并不会…     

试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职能及其制约——以职务犯罪侦查权为视角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移转至监察委员会,打破了长久以来职务犯罪侦查分工模式,对刑事司法领域影响深远。由监察委员会发动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拥有主体地位高、资源集中、手段丰富等优势,但仍存在程序运转不严密和人权保障程度低等问题。监察委员会位高权重,对其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则成为改革成功与否的重中之重,除却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传统方式,应添加律师参与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等刑事程序内的监督方式,以保证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刑事诉讼模式与审判程序的类型化勾连——以“证明标准”为分析主线

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理论与实践已经形成对抗性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并存的格局,同时也存在着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这三种审判程序,在刑事司法日趋"精致化"的今天,有必要对模式、制度、程序以及背后的刑事诉讼理念进行勾连以实现相互之间关系的理顺;而进行类型化勾连主要依靠的就是能够贯穿刑事诉讼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三阶段的证明标准,为此勾连出了对抗性司法模式——控辩式庭审制度——普通程序;协商性司法模式——辩诉交易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恢复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制度——简易程序(改良后)三条路径。     

我国侦查程序中控辩平等原则的践行理路

当前我国正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关键时期,以辩护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控辩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重构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核心问题。刑事诉讼法改革旨在构建一个充分体现法治理念的刑事司法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程序制度。对侦查阶段控辩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刑事诉讼立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也是实现刑事司法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     

构建我国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

现代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司法审查原则的确立.我国在侦查领域没有实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侦查人员也缺乏司法审查的观念,现行侦查立法中的诸多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背离司法审查原则的现象,直接导致了侦查中的违法行为.分析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原则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考察司法审查原则的起源及其意义,构建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和司法制度改革所必然的.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侦查程序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有关刑事实体处理的刑事政策,也是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但也有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相符合的地方。为了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完善强制措施中的监视居住措施,在侦查终结的处理上引入和解制度,扩大侦查机关可撤销案件的范围。     

经济侦查管辖案件刑事和解问题思考

经济侦查管辖案件通过刑事和解方式解决，对于开拓案件解决思路、节约司法资源、实现相关主体权益的最大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意义。适用刑事和解的经侦管辖案件存在范围不明、内容模糊、经济犯罪侦查权介入刑事和解不当以及刑事和解的程序不一等问题。经侦管辖案件刑事和解上述问题的存在系由诸多原因所致，问题的解决需要合理设置适用刑...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及防控对策

一个案件最终被认定为刑事错案一般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刑事错案的形成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的不同环节如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刑事错案。减少刑事错案,应立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依法侦查取证;正确认识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完善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减少外部因素对司法权的干预,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侦查目的理论之反思

当前就侦查目的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侦查直接目的观、侦查程序目的观和动态平衡观。对刑事立法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侦查程序目的观中的三种学说,即"审判准备说"、"公诉准备说"以及"侦查独立说"。通过反思不难发现,这些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司法改革的有序进行。     

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略,在程序控制、司法审查、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防止非法搜查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应根据侦查实际,构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搜查程序,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构建搜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