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出书应慎行

近年来，各级党政官员中，兴起一股愈演愈烈的“出书热”。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有部分官员通过自己艰辛的劳动，确实为社会奉献了一些好作品。但遗憾的是，有些官员出的书却质量低劣，且并非本人所作。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官员出书费用也由公款埋单，出版后通过自身权力资源，将书推销给下属单位和个人，把卖书款放人自家腰包。     

我国官员问责问题及对策探析

随着公民意识觉醒以及媒体报道、公民监督的深入,官员问责问题已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近几年的公共话题。官员问责已逐步呈现常态化、制度化。官员问责的背后是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与公众此起彼伏的质疑。官员问责法律缺失、复出机制及信息公开制度供给不足,责任追究意识存在误区等因素,制约了官员问责制的落实。建立官员问责法律、加强制度供给、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转变问责观念等是保障官员问责制落实的几种途径。     

集体腐败、外部挤压与生态恶化——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既与中国人的总体自杀规律不符,也与其他国家的官员自杀情况差异较大。官员自杀事件的陡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局部地区和领域的集体腐败频发,使系统内的官员廉洁奉公的风险加大,部分官员不得不加入腐败阵营;而社会转型和民主发展使官员的腐败风险加大,官员群体面临着来自社会的新的压力,内外环境的变换加速了官员自杀。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带来了直接危害,治理官员自杀,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十八大精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改变官员的政治生态环境。     

要反思官员为何“不敢面对群众”？

新华社贵州分社原社长刘子富的新书《新群体事件观》近日出版。该书对去年贵州省处置瓮安“6·28”事件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了“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等处置群体事件六大原则，其中“现场第一原则”被列于首位，引起了读者、官员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官员道德责任的缺失与建设路径

官员道德责任是基于官员身份角色的一种道德责任形态,它是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道德基础。官员道德责任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现实根据。当前,加强官员道德责任建设必须从教育、制度、评价机制和文化环境等方面展开。     

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建设

在现阶段,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有所发展,但官本位、家长本位、潜规则等政治亚文化仍然制约着官员问责制的有效运行。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大力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政府官员问责制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约束政府官员行为的制度,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鉴于我国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申报主体和申报范围偏窄、只向上级申报不接受公众监督、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及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我们必须从我国建立健全反腐败体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国外在应对腐败和对官员监督方面的经验,加强对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研究。通过试点,争取在全国范围内早日建立并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制度反腐的有力支撑,最终通过立法来完善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官员道歉存在的问题及其路径选择

官员道歉是一大进步,是权力回归理性的表现,反映了官员和百姓间关系向着平等方向变化的新趋势.当前官员道歉存在着官员道歉整体状况仍然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阶段,某些官员道歉缺乏诚意,道歉成为某些官员规避责任的工具,道歉有时并没有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等突出问题.规范官员道歉应做到: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官员道歉;官员道歉必须基于良知和责任;官员道歉需要他律来约束;道歉后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公众的最终诉求.     

职业激励、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基于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

通过对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发现官员有着较高的腐败容忍度。经验资料表明,职业激励和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密切相关。其中,职业激励是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主观诱因,而制度环境则构成了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外部压力。职业激励与制度环境共同强化了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加剧了官员的腐败行为。这一研究发现为防治官员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不仅要从正式结构的层面做好官员的职业激励制度安排,更要从制度环境层面净化组织生态,强化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必要与可能

腐败是制约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健康运行的顽疾，官员财产申报入法，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基本路径，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就当下中国，严格说来，仅有相关的党政文件而无真正意义的官员财产申报法。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入法的必要性在于：官员财产申报入法，耦合了官员社会角色担当；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彰显了现代法治精神；官员财产申报入法，体现了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博弈；官员财产申报入法，顺应了世界治腐潮流。通过文本解读与案例实证，透析现行规定的缺失与立法阻滞的枢要，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入法的主要理路在于：在宪法框架内渐进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完善官员财产申报法的逻辑结构；健全官员财产申报法的配套措施。     

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可行性和路径分析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监督政府和官员廉洁从政的普遍做法。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从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方面、配套制度与技术手段方面、中央政治决心和社会稳定四个方面均不乏可行性。从制度方面、中央高层政治决心和策略方面,推进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亦应有合理路径,即此项制度的建立应尽快变成立法行动,并逐步推进和实施。     

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

政治锦标赛体制是中国政府官员的一种压力性激励范式与不容选择的政治生态。行政发包并进行量化考核、绩效排名与择优提拔,是政治锦标赛体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实地调查表明,基层政府官员晋升往往是前台与台后多重原因作用的结果。派系关系、政治背景、社会网络等后台因素往往能左右基层干部的晋升。文章以一个县级市的乡镇干部为观察对象,检验了官员激励分析范式———锦标赛体制在基层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中的解释力,重点对地方官员晋升博弈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描述类型学,认为推选博弈、排名博弈与借势博弈是地方官员晋升博弈的三种基本类型。本文初步提出了一个地方官员晋升决定因素的剧场分析模型,并指出,在政治锦标赛体制下,民主集中制在未来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中的积极作用将日益凸显。     

官员问责制度化:困境与出路

官员问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但是,在推进官员问责制度化建设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客体责任标准模糊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标准不统一、问责程序非制度化、问责结果不科学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将问责客体的职责制度化、法定化,全面界定官员问责的范围及标准,完善官员问责程序,完善被问责官员的救济制度。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从公共选择视角

地方政府官员诚信缺失的真正根源在于公共选择的基本规则:官员选择标准中对诚信重视不够,政治市场对官员自利行为监督约束不力,领导体制中对官员失信责任划分不清,管理体制对基层官员责任设定的不当,以及对权力寻租治理不力,都是导致官员非诚信行为的原因。重建地方官员诚信必须从改革公共选择制度入手。     

当前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心理障碍及其治理

官员的心理抵触是当前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道障碍,也是最大的障碍。官员心理障碍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原因,治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心理障碍应"对症下药":加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舆论宣传,使官员对其形成正确的认识;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相关法律,使官员对其树立正确的态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配套制度和技术,减少官员对其风险的担忧。     

行政心理视域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导致官员腐败的因素较多,其中行政心理因素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探寻官员腐败的行政心理变化,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从"正义网"反腐板块中随机抽取30份腐败官员的忏悔录作为样本,对腐败官员的职务级别、成长背景、工作环境等个人特征进行定量描述分析,探究官员腐败的心理原因,对其前腐败、腐败初、腐败中、腐败后及案发后等心理蜕变过程进行研究,发现这一群体腐败的心理变化规律,并从行政心理角度探究预防官员腐败的措施,以期能够引起公共行政领域对行政心理的重视,从而有益于我国公共行政的完善。     

“个性官员”现象研究

"个性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其个性化的施政言行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使之脱离孤立个体而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构成了"个性官员"产生的大环境,当前政绩导向的官员考评机制与"个性官员"的产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个性官员"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空间。"个性官员"现象在深层次上折射了官场政治生态,尽管有争议,但它对于制度创新、民主法治化建设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当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及对策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焦点。当前,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存在透明度较低、程序不规范、操作弹性大等问题。被问责官员大量无原则复出,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使政府逐渐丧失公信力,因此,分析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